人类发展的历史就是不断全球化的历史。从封闭走向开放，从隔离走向融通，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民族国家体系、国际劳动分工、世界劳动秩序四个维度阐述了全球化。当今时代，随着互联网的强大助力，全球化已成为现代人广泛关注的世界性话题。习近平曾说：“只有交流互鉴，人类文明才能充满生机。”交流使互鉴成为可能，互鉴是交流的目的所在。只有以国际视野考量、辨析中华传统文化，才能真正将其“讲清楚”。

比如，中华传统文化讲“仁爱”，西方文明讲“博爱”。仁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由亲情之爱上升到人类之爱，再扩展到万物之爱，由“孝悌”到“爱人”，从“修己”到“安人”，因而平实切行。这就与西方文明中的“博爱”显出各方面的不同：首先是来源不同，一为上帝，一为人的生命，因而前者是权威的要求，后者是真情的流露；其次是目的不同，一为个人的得救，一为推己及人、传递个人的感受。以“博爱”来观照“仁爱”，中华传统文化重亲情的人间性表现得格外鲜明。

再如，同样是讲守信，以西方文明中的“契约”来审视中国人的“诚信”，便能看出诸多不同。契约式的守信是外在规则约束下的守信，是通过外在强制性的规范约束或惩罚来实现的。与此不同，中华传统文化中的“诚信”源于内在的道德性要求，是君子之则。这种诚信基于血缘、地缘与人缘的熟人社会现实，也正因此，在贸易发达、商业活动相当复杂的时代，单凭血缘、地缘和人缘的信任就难以维持了。(www.daowen.com)

中与西、古与今架构起讲清楚中华传统文化的两个认知框架。“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在与异质文明的对比中，中华传统文化的特质及优势与不足，方能充分显现出来。在此过程中，中华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也才能不断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