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乐文明的发展也遵循产生、发展、僵化、再新生、发展的“否定之否定”规律。在礼乐制度僵化时期，其产生的负面作用较为显著。此时就需要对其进行革新和改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面对的正是日益僵化、负面作用突出的礼乐制度，人们对其进行批判当然是必须的。可惜的是，由于当时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加之人们对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缺乏理性认识，以致在批判之余，未将礼乐的创造性转化、重塑文明秩序的工作提上议事日程。

郁达夫在纪念鲁迅大会上曾说过：“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不幸的，一个有英雄却不知敬重爱惜的民族是不可救药的。”确实如此，历史上曾经有无数的圣贤、英雄，为这个民族的生存、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作为后人，我们理应去敬重爱惜他们。古语云：“祭思敬。”在传统社会，祭祀的对象分为天神、地祇和人鬼三类。祭祀是中国人对宇宙神明、大地山川、祖先圣贤的一种报恩和敬畏形式。尤其是对祖先、圣贤、英烈的祭祀，可以起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凝聚人心、激励精神的作用。如果将对祖先的祭祀归于社会民俗，那么对圣贤与英烈的祭祀则应该列入国家祀典，由政府统一制定相关仪典。其实，在传统社会，孔庙正承担了这一功能。从汉唐以迄民国，经多次遴选，共有孔子及其以后的173名儒家代表人物被供奉其中，受到国家和士大夫的礼敬。在世界其他国家大都有类似的礼仪性建筑，比如，法国的先贤祠就承担同样的功能，其用以纪念伏尔泰、卢梭、雨果等72位对法国做出了非凡贡献的人。那么，笔者考虑，今天是否应该考虑遴选自清初以迄近代的大儒们进入孔庙从祀？抑或说另外兴建国家层面的礼仪性建筑，用以供奉和纪念历史上的圣贤和英雄人物？与此相关，诸如对炎黄、孔子等先王、先圣、英烈的祭祀，国家是否应该考虑予以恢复或革新，结合传统、斟酌损益，制定统一的新祀典？

另外一个应该予以考虑的是国服问题。近年来不时有关于国服的讨论，凸显出国人的文化自觉意识。2014年春天，习近平出访欧洲，在出席荷兰国王举办的国宴时，身着经过改良的中式礼服，引起媒体和世人的高度关注，使有关国服的讨论再次热烈起来。国服能体现一国的文化和格调，理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很受国家都有带有自己民族特色的国服系统。作为文化大国，我们理应具有既有民族风格又具时代精神的国服，以彰显中华文化、展现国家魅力。与此相关，关于中式学位服的问题也是应该予以探索的。(www.daowen.com)

对于社会层面的礼俗，我们应予以引导和规范。社会礼俗是在漫长的社会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需要引导和规范。今天是否应该考虑在不断恢复传统节日的基础上，给予传统礼俗的恢复一定的自由空间，从而使礼俗恢复元气。

扎根于礼乐文化的沃土有利于培育文质彬彬的现代国民、塑造文明友善的公序良俗、展现中华文化的魅力与生命力、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使中国真正成为受世界人民敬重的“礼义之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