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角看，儒学无疑是其中最大和最重要的学问之一。自古以来，关注它的人，可谓数不胜数；研究它的人，历朝历代都不乏名家巨擘，相关著述论作亦可谓汗牛充栋。儒学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的精神奋斗史，就是一部无数仁人志士力图振兴华夏文明的创业史。儒学不仅代表了我们民族的文化，也代表了我们民族的精神。儒学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存在的象征性符号。

由是观之，研究儒学、发展儒学、繁荣儒学、推动儒学的复兴，应是从事儒学研究的当代人的神圣使命。而研究儒学两千多年的发展史，总结其中的经验与教训，梳理儒学前进变化中的脉络与流派，发扬和继承儒学思想中的优良传统，使之适应并服务于现代中国的发展，是我们今天研究儒学的首要目的。做好这方面的事情，不但可以提升国民的道德文明素质，还可以提升国家的软实力，这是推动中华民族繁荣复兴的基础性工作。因此，为了使儒学能够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就当今儒学研究的问题和现状而言，最主要的是把推进这一工作的起点聚焦于总结历代儒学研究的经验与方法上来。

从儒学的发展史来看，自西汉以降，因儒学的独尊而带来了儒学研究的空前兴盛，到了东汉时期，儒学研究的形式与样态已非常丰富。汉代称儒学及其著述为经，尤其注重对儒家五经的研究和阐发。同时，汉代还设立了五经博士，五经博士各守师法，其传承脉络与派系都非常清晰。汉儒通过传（包括内传和外传）、说、故（诂）、训、记、注、笺、解、章句等对儒家经典进行研究和解读。这些方法一直影响着我们今天的儒学研究。

西汉时期儒学研究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即官方和民间都投入了巨大的力量，而且一开始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开放的体系。从西汉初期到武帝独尊儒术之际，基本上是民间力量主导了儒学的研究和传承发展。汉儒刘歆在《移让太常博士书》中指出：“汉兴，去圣帝明王遐远，仲尼之道又绝，法度无所因袭。时独有一叔孙通略定礼仪，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书。至孝惠之世，乃除挟书之律，然公卿大臣绛、灌之属咸介胄武夫，莫以为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错，从伏生受《尚书》。《尚书》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绝，今其书见在，时师传读而已。《诗》始萌牙，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在汉朝之儒，唯贾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后邹、鲁、梁、赵颇有《诗》《礼》《春秋》先师，皆起于建元之间。当此之时，一人不能独尽其经，或为《雅》，或为《颂》，相合而成。《泰誓》后得，博士集而读之。故诏书曰：‘礼坏乐崩，书缺简脱，朕甚闵焉。’时汉兴已七八十年，离于全经，固已远矣。”^[7]这说明，秦亡之后，儒家典籍散佚严重，西汉早期的儒学传承主要赖于民间力量的守护与保存。武帝独尊儒术的政策确立后，朝廷才积极关注儒家经典的搜集与整理，为了使其有效地服务于国家治理，曾动用官方的强大力量，整理、校对儒家群经。之后，有关儒家的五经博士制度逐渐得以建立、完备。应该说，在这一时期，民间力量是儒学得以延续和发展的主干力量，朝廷在其中只起了组织、推动和完善的作用。

到了宣帝时代，皇帝开始干预和主导儒学的研究，其标志性事件是宣帝甘露三年（前51）石渠阁会议的召开。此次会议的目的是进一步统一儒家学说、规范其体系，以加强西汉王朝的思想统治。宣帝下诏拟定，以当时著名儒相萧望之为首，还有宗室著名学者刘向，名臣韦玄成、薛广德，经学大师施雠、梁丘临，以及林尊、周堪、张山拊等儒生，在长安未央宫北的石渠阁讲论五经异同，由宣帝亲自评判核准并决定取舍。最终石渠讲论的奏疏经过汇集整理，辑成《石渠议奏》一书。这个事件在儒学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开启了最高统治者干预和主导思想学术研究的先河。

到了东汉时期，光武帝刘秀大举干预儒学的学术活动，并用荒诞附会的谶纬神学强行压制正统儒学。其后，汉章帝于建初四年（79）下诏，“《五经》章句繁多，议欲减省。至永平元年，长水校尉倏奏言，先帝大业，当以时施行”，“于是下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使五官中郎将魏应承制问，侍中淳于恭奏”。^[8]章帝亲临现场，裁定对错，决定取舍。这样一连数月，才使问题得到解决，这就是“白虎观奏议”。钦定的奏议赋予了光武以来儒家经典与谶纬迷信的神学地位。(www.daowen.com)

由于东汉统治者刻意将儒学的研究与发展强行统一于官方的绝对控制之下，白虎观奏议之后，儒学进一步谶纬神学化，反而使真正的儒学研究和民间学术力量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可以说，东汉中后期国家的衰落与儒学的颓败几乎是同时开始的，原因是统治者切断了本属于儒学最广泛的生命基础，即儒学的民间力量这一真正的源头活水，使儒学失去了民间力量的不断供养和支持，从而终止了儒学发展与继续繁荣的生机。

汉代儒学发展的历史经验与教训表明，民间和官方共同推动的儒学复兴在西汉的文化复兴与建设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从武帝独尊儒术到宣帝举行石渠阁会议之间，学术是相对自由包容的，这使儒学获得了各方面的支持，又因民间力量的积极广泛参与，所以西汉时期的儒学复兴计划得以实现。更为重要的是，民间广大而深厚的儒学研究基础是西汉儒学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是汉代儒学繁荣发展的基础。西汉统治者在建立五经博士制度时基本采取了包容不同学术流派的开明做法。譬如建元五年（前136），武帝罢传记博士，又为《易》和《礼》增置博士，与文、景时所立的《书》《诗》《春秋》合为五经博士。宣帝时置博士十二类：《易》为施、孟、梁丘，《书》为欧阳、大小夏侯，《诗》为齐、鲁、韩，《礼》为后氏，《春秋》为公羊、谷梁两家，而公羊为严、颜二氏。到了西汉末期，五经博士由原来的十二家增至十四家。可以说西汉官办的儒学方阵，从整体上来看，基本上全部是由民间的私家经学流派构成的，或者说，西汉时代官方设置的五经博士皆是由民间私学转化而来的。

东汉统治者以谶纬神学来主导儒学的发展，隔绝了正宗儒学和民间儒学的直接作用，也隔绝了私学和官学的相互支撑与交流，破坏了儒学本该深深植根于民间的生命基础，也破坏了官学和私学相生互济的重要生态环境与文化传统，使儒学的生命之根日趋枯萎，也使儒学失去了能够支撑东汉政权的生命活力。由于没有了真儒学的保驾护航，东汉政权在政治上逐渐出现了迷乱。国家目标的丢失更使东汉政权陷入思想影响力与精神凝聚力双重消退的严重危机之中。这在某种程度上必然引发东汉政权的溃散与崩解，同时也使以经学为特征的汉代儒学走向了变异颓败与全面衰落。

从中国的儒学发展史来看，无论是孔子创立的原始儒学，抑或是崛起于汉代的儒家经学，还是两宋时代的程朱理学、张载关学以及明代的阳明心学，都无一例外地来自民间私学，而且他们最终都走进了象征最高权力的庙堂，对民族文化和国家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华民族拥有的绝大多数创造性文化与艺术成就都源于民间和个人，而并非来自朝廷的官学。即使是唐宋以降致力于传承儒家思想的书院亦保持了办学的相对独立性和浓重的民间私学色彩。其实这正是人类文明发展兴盛的普遍规律，同时也是各种不同文化繁荣昌盛的共同原则，对此我们应予以足够的敬畏和充分的尊重。因为只有如此，民族文化的全面繁荣、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才能得以最终实现。

就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而言，国家政权在建设发展民族文化时，应充分尊重民间力量，让其发挥作用。同时，要以国家的力量建立起一个鼓励、保护、珍视、包容民间文化的制度体系，建立起一个能够平等对待文化创造、发现与推广的评价体系，这既是现代文化发展的基本诉求，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核心文化走向强盛辉煌的前提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