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世界经济形势正经历动荡，全世界都在期待新的科技和产业革命。一方面，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另一方面，全球化摧毁了旧秩序，但新秩序仍未建立起来。我们再换一个视角来看，高新技术正在重塑未来战争，现在的世界并不太平，局部战争频仍，世界新军事革命正迈向“后信息技术时代”。霸权主义在国家利益的驱动下存在引发战争的可能性。在这种国际背景下，“中国是否有意愿、战略、能力提出能得到大多数国家赞同的对现有世界秩序的改造方案？中国是否有意愿、战略和能力建设不同于现有的但又与现有的不冲突的世界秩序？”^[3]这是中国政府在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方面面临的重大挑战。我深信，中国在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方面的智慧一定能应对中国当下面临的复杂国际关系中的一系列棘手问题。

中国在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方面的智慧深藏在中国传统“和谐辩证法”的思维模式里。“和谐辩证法”建立在“和合”“和而不同”“以和为贵”的理念基础之上，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它是相对于“冲突辩证法”而言的。“和谐辩证法”的内涵是：其一，认为世界是一个和谐的整体，每一个生命体也是如此。其二，承认冲突差异是存在的，但是可以得到化解。“和谐辩证法”并不否认矛盾和差异的存在，但认为和谐是主旋律，矛盾差异是和谐这个主旋律中的支流或杂音。其三，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由对偶而生，即由阴阳、上下、左右、天地、乾坤、男女、父子、夫妻、内外、文质、己人、知行、义利等组成或形成。其四，对偶具有相对、相反、互补、互生等性质，差异皆生于对偶。其五，对偶生成了无限的生命创造力，冲突和矛盾可以在对偶关系形成的架构中得到化解。

“和谐辩证法”包含着儒家“和而不同”的理念或法则，认为万事万物本身存在多样性，认为多样性不是千篇一律，反对同质化，认为不同是事物的常态，是“和而不同”的前提和基础。“和谐辩证法”主张不“同”却可以“和”，认为可以实现和谐的共生共长。“和”是最高的文化成就。“和”这个观念指的是一种“和”的状态，不是为了减少矛盾“相异性”的容忍，而是一种创造性的协调，呈现出来的是一种最佳状态。“和谐辩证法”就是这样一种创造性协调的思想方法或思维模式。“和谐辩证法”指向的“和”不是通过调整相互独立的个体（国家、民族）来取得的，而是通过个体（国家、民族）在社会群体关系场域的聚焦中实现的。个体（国家、民族）在这里不是一个独立于行动之外的行为者，而是基于朝向未来实现和取得最和谐环境愿望的行动者。

中西方思维方式的一个差异是西方的传统思维方式属于冲突辩证法。冲突辩证法强调敌对、憎恨、不合作之必然，忽略对立双方的互补互依。冲突辩证法后来被马克思用唯物辩证法加以改造，变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强调事物的运行受三种规律的支配和运行，即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强调世界是一个整体或一个系统，冲突和矛盾经过斗争使世界愈来愈逼近理想中的完善。马克思分析了社会生产力一定要适应生产关系等历史唯物主义的内涵，指出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社会革命的必然性，打碎一个旧世界，创造一个新世界，社会历史的发展呈螺旋式上升的趋势，前进是必然的，这种前进就是不断朝着理想化的目标前进。唯物辩证法充满着进步的光辉，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www.daowen.com)

中国今天处理国际关系的智慧就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和中国传统“和谐辩证法”有机结合的产物。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制定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行为就体现了与任何国家友好相处的和谐愿望。“以和为贵”是儒家提倡的实践原则，是国际政治外交中的一种软实力，表现为一种海纳百川的文化气度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文化包容性。“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我们认为各国各民族的价值观是可以相互包容的，正是不同的国家、民族、制度、意识形态组成了现在的国际社会。“以和为贵”“协和万邦”的文化观认为个人或国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用智慧了解矛盾双方的利害关系、处境，以避免战争、化解矛盾。我们认为，国家和国家、民族和民族之间存在各种矛盾和利益冲突是很正常的，关键问题是怎样去化解矛盾，要妥善处理周边关系。

我们相信中国智慧能抚平国与国之间因摩擦造成的“创伤”。我们认为对立的双方可以通过协调实现互依互补，达到某种妥协的和谐统一，进而推动国际社会的长治久安和国际关系的安定团结。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势，我们绝不运用战争的手段解决纷争，会以一种“求同存异”的文化策略，抵抗文化霸权主义的顽固势力，并与来自他国的文化渗透、扩张和威胁做斗争，从而捍卫自身的文化安全。“和谐辩证法”赞成“协调互利、互利合作、合作发展、发展共赢”的全球化价值观念。我们深信世界各国的矛盾、分歧是可以在一个和谐的框架中通过双赢、三赢或某种程度上的妥协得到解决的，以维持和平的格局和状态。

儒家的仁政德治、王道、民本、义利之辩、内圣外王对国际社会的智慧治理具有启迪价值。“五常”是一种建立在道德自觉和忧患意识基础上的人文主义精神。早在夏商周时代，周代的统治者在灭商以后，并没有妄自尊大、洋洋得意，而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因为他们已经认识到国家的兴衰成亡、个人的成败得失不是由天帝裁决的，而是由自己有德还是失德、自己的行为有利于百姓还是有害于百姓决定的。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在外交、经济、国防上都讲求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美美与共，以共同创造人类美好的未来。我们在追求一种气势恢宏而不张狂、举止端庄而不拘谨的大国外交风范，追求一种“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国际政治的更高智慧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