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人类有一个启蒙的重大命题——不断膨胀的欲望和相对匮乏的生存资源之间的尖锐矛盾延续两千多年依然存在，不断膨胀的欲望一旦变成国家意志，就会对国际秩序和人类生存构成严峻挑战。人类历史长河两岸逐渐形成了文明，文化和文明就这样螺旋式上升发展。我们可以承认这个历史演化的辩证法，但是我们要使人类历史的长河少淌点鲜血，少一点因战争和人为灾难堆积的尸骨。这需要各国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起来面对21世纪人类启蒙的重大命题，即科学技术和物质力量的增长与人的理性、道德及驾驭不断膨胀欲望的人文力同时提升的难题。在解答这一难题时，儒学的“五常”理念经创造性转化可以为人类第三次启蒙提供宝贵的资源。

仁在“五常”（仁、义、礼、智、信）中是核心。仁爱之心最主要的表述是“忠恕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是“忠道”。习近平指出，一个国家要谋求自身发展，必须也让别人发展；要谋求自身安全，必须也让别人安全。要谋求自己过得好，必须也让别人过得好。他还指出，不能只追求你少我多、损人利己，更不能搞你输我赢、一家通吃。只有义利兼顾才能义利兼得，只有义利平衡才能义利共赢。这一思想的渊源是儒家的义利之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恕道”。“恕道”不仅是人与人交往的黄金定律，也是国与国交往的黄金定律。这是对自己欲望的克制、限制，把他人、他国、他民族的利益与命运当作自己行为的一个坐标。不是只顾满足自己的欲望与利益，而是能恰当顾及他人、他国、他民族的欲望与利益。注重道德、和谐和整体利益的儒学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爱人，要求把兼顾他人、他民族、他国的利益与需要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

仁和义总是联系在一起的，是分不开的。义的内蕴是情义、道义和正义。义是羞耻之心，是人的良知，和康德的“绝对律令”很相似。当一个人的羞耻之心、良知被激发、呈现或开发出来时，这个人就不会因欲望迷失，不会因为要满足欲望去铤而走险，不会忘记自己是理性的存在物。良知是每个人内心的定盘针，就好像内心有一个警察、法官、检察官时时刻刻在监督和检查自己的行为，不允许欲望的野马肆意奔跑。自己要紧紧握住缰绳，让欲望在可控的范围内得到满足，让自己的行为在规范、原则和秩序中朝着正确的方向行进。当今世界的各国政要尤其是领袖人物更要在处理国际关系时讲求“正义”，按照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行事。儒家的良知说、心性修养论追求社会秩序与心灵秩序的统一。两千多年前，齐宣王与孟子的对话是颇有意味的。齐宣王见孟子来了，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您孟老夫子这次来到我们齐国，一定会给我们齐国带来莫大的利益吧？孟子的回答是，大王你怎么可以一开口就谈利啊！你如此看重利，你的臣僚更加看重利，你的臣僚如此看重利，那么你的百姓就一定会更加看重利，上下争利，你的国家就危险啦！百乘之国觊觎千乘之国，千乘之国觊觎万乘之国，你的国家就危险了，你的宝座就坐不住啦！你应该多讲仁义，关爱老百姓，多想老百姓的民生问题，老百姓都拥护你，你的国家才会国泰民安啊！

“礼”是制度、仪式、规范，能体现一个人的气质和风度，亦可以展现一个社会的风尚。在国际社会中，“礼”就是国际法原则。国与国礼尚往来，遵照国际法和国际上的其他各种原则、规范行事，无论大小、强弱，国与国都应和睦相处。抽掉道德的法律是徒劳的，缺乏仁义的国际法是徒具形式的。国际交往必须遵守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不能忽视国际法内在的道义、正义和仁爱，要符合人性和人道。(www.daowen.com)

“智”在儒家的道德规范体系中不仅是最重要的德目之一，也是儒家君子人格的重要品质之一。孟子最早提出仁义礼智“四端”，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在孟子看来，礼和智在道德体系中不可或缺。在孟子这里，“智”是道德规范、道德品质和道德情操。孔子则把“智”与“仁”“勇”并举，将其定位为君子之道，即所谓“知（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20世纪70年代末出现了知识经济。有人认为知识成了一个社会的中轴力，但是知识出现了工具理性、技术理性和价值理性、目的理性的分裂状态，所以人们开始主张让智慧成为治国理政、社会运转的中轴力。而我们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有了用智慧来治国理政的理论。孔子所说的“智”不仅仅指明智、聪明、智力和智商，已经涉及智慧。智慧是以道德和仁爱为内蕴的，能管控自己的行为，使行为有利于国家、民族、家族和他人、自身。有智慧者善于洞察他人的内心，不仅“听其言”，而且“观其行”，善于透过现象看到事物的本质。尽管孔子没有专门对“智”的内涵进行界定和诠释，实际上已经揭示了智慧的以下内蕴：“智慧是指人的认知、判断、推理、感悟、体察、冥思、悟性、直觉和想象以及控制情绪、调动意志的思维素质和情感智商的总和；智慧不仅是把反思的态度与实践的关切统一起来的理智，还是驾驭情感和平衡心理的能力；智慧不仅要把握‘真’，还要能够把握‘善’和‘美’。”^[1]在我看来，孔子所讲的“智”与《易经》《道德经》《孙子兵法》中的“智”是完全一致的，都是中国式的智慧。智慧表现为对宇宙、社会和人生运行规律的一种直觉的参悟、顿悟等情感智商和辩证思维，它不像西方的理论理性，是建立在“主客二分”的基点上。中国人的智慧是建立在“天人合一”的基点上，是来自“仰观天象、俯察地理”的生存实践基础上的顿悟式生活常识理性；在“四书五经”中，主要表现为道德修养上的实践理性。无论《易经》《道德经》《孙子兵法》还是《黄帝内经》，“四书五经”都崇尚“道”和“德”，都属于“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智慧，都推崇中庸之道，讲求和谐辩证法，都内涵一种包容、宽厚的精神品质。中国文化是“道”文化，道文化区别于西方的逻各斯文化和“神”文化，“道”是人类文明绵延不断的过程，是一代又一代的人勘察和铺垫出的人类经验的一种诠释……韦利在他所译《论语》一书的导论中，将“道”定义为“某种一贯正确的统治方法”，因此，“天下有道”意思是有一个好的治国之法或者说是“治国有方”。^[2]这样一种中国式的智慧是当今世界治理模式的核心理念。人类历史演化的主轴力现在正在过渡到（从理想的状态来憧憬和向往）智慧的治理、管理和教化上。倘若世界真正实现了智慧的治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将真正走向理想的境地。

“五常”中的“信”是人与人、人与社会、国与国、民族与民族在交往时最根本的行为准则，“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国而无信，国将不国。离开了守信、诚信、信义，必然会产生矛盾纠结乃至冲突和战争。“五常”的道理并不深奥，它已经存在了数千年，不仅是一种道德人文理念，更是一种实践德性和智慧。这种德性和智慧资源在中华大地上最为丰厚，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没有哪一个国家和民族在这方面的资源比我们更加丰富、厚实。在科学技术、物质财富越积越厚而人与人、国与国穷富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的今天，在现代性危机和人的贪欲日益严重和膨胀的今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越来越成为世界人民的心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五常”也越来越凸显出其在人类启蒙中的资源价值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