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济大学　邵龙宝

人类历史给我们留下的最为重要的是什么？是伟大的思想和伟大的经典。精神遗产会在特定社会条件下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人类每一次大的变革，都有思想力量的引领；人类每一次文明的进步，都是思想及其经典的力量推动的结果。帕斯卡说得好，人类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人类社会有过三次文化复兴。第一次文化复兴是众所周知的轴心文明，早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的600年间，在古希腊、中东、印度和中国同时产生了一批伟大的思想家，可谓群星灿烂。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柏拉图等，中国有孔子、老子、庄子等，印度有释迦牟尼，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这是人类精神文明的第一次突破，把人们从愚昧和野蛮中解救了出来。“哪里有思想，哪里就有威力”（雨果语），轴心文明超越原始文明，直到今天，轴心文明的思想仍然是当下不同民族和国家的人的行动指南。第二次文化复兴是兴起于14世纪的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这次文艺复兴是对宗教神权的反动，突出人的主体性，张扬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其后，伴随着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人的自由意志得到释放，最大限度地开发了创造的潜能，也对后来的工业革命和西方近代科技文明产生了巨大影响。有一位西方学者认为人类文化的第三次复兴是中国1978年的改革开放，认为改革开放将市场机制引入一个原来讲求平均的社会，提升了社会生产力。它的第一个特征是逐渐把人类的中心由西方向东方转移。第二个特征是它要解决第二次文化复兴引发的现代性危机的一系列问题，即人的自由意志过度膨胀引发的风靡全球的唯科技主义、唯物质主义、唯功利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导致的生态破坏、环境污染、能源危机、人为物役等问题。第三个特征是以中西智慧的融合创新来共同应对没有随着科技和物质的进步而提升的人驾驭自身和掌控自己欲望的道德力和人文力的大问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际上是为解答和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一个世界性的平台。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战略和中国方案是集古今中西智慧提出来的。早在两千多年前的《礼记·礼运》篇中，中国古人就勾画出了一个朴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蓝图：“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康德在反思和批判资本主义的过程中提出“永久和平”的构想，实际上也构建了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图景。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观照下提出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崇高价值目标——共产主义理想，也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真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蓝图。最近两年来，习近平在国内外多个场合60多次谈到人类命运共同体，正在尝试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来解答和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全球众多国家和地区如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地球是一艘大船，众多国家和地区是这艘大船的一个个船舱。一个船舱出现问题就有可能危及整条船，所谓一损俱损。2017年5月14日，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发表了题为《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主旨演讲。他指出：“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立足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各国共同发展、共享繁荣，从根本上铲除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产生的根源。这是中国领导人基于历史和现实的思考，基于世界大势提出的中国战略、中国方案。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体现了中华五千年文化的深厚底蕴，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全球价值观，是关于人类发展的新理念。它包括国际权利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等相互依存的一系列观念，是当下人们对自己民族和国家在地球上生存的基本观点和看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求我们超越种族、文化、国家与意识形态的界限。这是思考人类未来命运的全新视角，又是推动世界和平发展的理性行动方案。事实上，在全球化日益加深、整个世界成为一个地球村落的今天，不同文明、不同制度、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和民族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利益交融的命运共同体。(www.daowen.com)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根植于中国文化特有的“和而不同”“以和为贵”的思维方式和近七十年来中国波澜壮阔的外交实践，契合世界各国谋求和平与发展的真诚愿望和崇高追求。2015年9月，习近平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目标远未完成，我们仍须努力。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在这个讲话中揭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要内涵。其一，各国都应该为守护和平、谋求合作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如何在21世纪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奉行双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包容开放、互帮互助、互惠互利的关系？世界各国一律平等，不能以大压小、以强凌弱、以富欺贫。要坚持多边主义，建设全球伙伴关系，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要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新观念，充分发挥联合国及其安理会的核心作用，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和平解决分歧争端。其二，承认文明的多样性。对待不同的文明，需要坚持和而不同的原则，需要加强沟通对话，需要相互尊重、互学互鉴、兼收并蓄、和谐共存，以推动人类文明的创造性发展。其三，尊重自然，维护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坚持走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之路。

儒学的“五常”“和谐辩证法”“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等智慧，经创造性转化，可以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资源价值。在21世纪的今天，人类有一个新的启蒙的重大命题——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物质财富的剧增，当代人驾驭自身欲望的人文力并没有随之提升。不断膨胀的欲望造成的现代性负面效应对国际秩序和人类生存构成严峻挑战。儒学“五常”精髓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可以为人类提供人文资源价值。中国处理国际政治事务和国际关系的智慧深藏在中国传统的“和谐辩证法”的思维模式里。“和谐辩证法”中的“和”不是通过调整相互独立的个体（国家、民族）来取得的，需要个体（国家、民族）在社会群体即国际关系场域的聚焦中实现。“和谐辩证法”在维护世界和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具有思想方法、思维功能价值。人类生存环境的日益恶化、生态环境的破坏主要是由人类有意识的活动造成的。这同时也与主客二分的宇宙论相关，问题的实质是文化危机，表现为对人生存的地球环境的认识——人不仅要对自然力加以控制，还应对人类的信念加以控制。儒家“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可以为我们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生态智慧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