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人认知世界文明，多提及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的“轴心期”概念，认为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尤其是公元前600年至前300年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老子……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也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

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进入了社会发展的特殊阶段。人们熟知先秦诸子“百家争鸣”，认为这反映了中国思想与中国智慧的繁盛，但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它远不是中华文明的初期，也不是所谓中华文明的“形成期”。实际上，雅斯贝斯的“轴心时代”理论并没有关注中华文明在诸子时代以前的漫长发展，没有注意到中国许多思想家何以那样尊崇古代“先王”。

近四十年来，学术研究的重要进展与考古材料的惊人发现都一再证实，尧舜以来尤其是夏、商、周时期的文明已经有漫长的发展历程，并有着较高的发展水准。走在学术前沿的学者其实早已经看清楚这一点，20世纪80年代，李学勤先生就呼吁人们“走出疑古时代”“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其实，无论是3000多年前甲骨文完备的文字形态、5000多年前良渚文化精美的玉器，还是8000年前舞阳贾湖遗址中的骨柄笛，都一次次冲击了我们的固有思维，使我们重新认识到了古代文明的发展水平。我们要理解我国先民的深邃智慧和文化创造，再也不能对上古典籍中那些丰富的记载视而不见了！

人们看到“百家争鸣”其实是对历史文化的继承、总结与反思，说明诸子思想的形成有广阔的文化背景。夏、商、西周三代已经是“有道”时期，已经是中国文化形成与确立的时期。只是到了春秋末年，“天下无道”“礼坏乐崩”。如果孔孟老庄的年代是我们民族文明的初创期，那么中华文明、儒道学说的“价值”或“超越意义”就会打很多折扣。事实上，在雅斯贝斯所说的世界文明的“轴心时代”之前，中华文明已经有了漫长的发展历程，有了丰厚的文化积淀，有着自身深沉的精神凝结与创造。(www.daowen.com)

中国的先民们认知世界，以天地为师，着眼古往今来，关注四方上下。“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在中华文化的早期典籍中，“天下”“万方”“四海”之辞层出不穷，这源于中华文明中的天下观、世界观、整体观、系统论。在与世界互动中，中国人民深刻理解“天道成而必变”“道弥益而身弥损”之类的道理，讲究注焉不满、酌焉不竭、当位而行、允执厥中。

看清中华文明的绵延之路，探悉中华文明的深远辽阔，就会看到这样一个越来越清晰的事实：早在孔子以前数千年的“三代之明王”时期，中华文明就已经为人类确认了坐标。孔子倡导“天下为公”，是希望天下人都按照“社会人”的要求修养自身，而不是只考虑一己之私。所谓“公”，不过就是今之所谓“公共意识”“公共道德”而已。诚如安乐哲先生所说，儒家讲求的正是“角色伦理”，这就是儒家的“正名”主张。

是的，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就是要人们加强修养，思考人的社会性存在。中华先哲、先王站在人类发展的中心点，思考“人心”与“道心”的关系，为人类谋福祉。如果走近中国早期文明，更全面地了解中华文明，看到它的高度，了解它的深度，那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不仅是嘹亮的呼唤，更是强劲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