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文明中，政治文明占有重要的位置。中国历史进入战国时期（前475—前221）后，一种新的政治体制产生，这就是中央集权制。这反映在逐渐用郡县制代替分封制。春秋时期，秦、楚等国设立县和郡，作为新的行政建制。县在中心区域，郡在边远地区。郡县的官员不再是世袭领主，而是由君主直接委派。

郡县制取代分封制，有两个重要意义：一是在国家制度中，地域关系取代了血缘关系，使中国由早期的部族国家转化为疆域国家；二是职业官员取代了世袭领主，使贵族政治转化为官僚政治。

战国时的另一个重大变化是：逐渐形成了区域性的集权制度，其中以秦国最为典型。从秦孝公到秦王嬴政，建立起由君主执掌大权、卿士执行的制度，实行“耕”“战”并重的法家政策，为秦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

秦王朝（前221—前207）实现了统一大业，在中国历史上建立了大一统的国家，意义重大。

治国理政最主要的一点是：如何选拔辅佐皇帝治国的百官臣僚。中国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汉代以察举（即推荐官员）为主体的选官制度，解决了战国以来军功制和养士制不适应治理国家的问题，比较成功地实现了由夺天下到治天下的转变。(www.daowen.com)

隋、唐时期在官吏的选拔上有新的进展，创建了科举制。这种制度改变了前代选官制度中的权力下移之弊，适应了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而且，科举制力求将教育制度与选官制度结合为一个整体，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官员队伍的知识水平，使社会思想与统治思想相结合，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有明显的作用。因此，科举制度不仅得到了唐代统治者的重视，而且得到了以后各个王朝的重视，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文明建设中的重要制度之一。

中国古代的政治、法律、选官制度，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这说明它们在历史演变中能够修复完善并自我发展，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

2014年，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华文化既坚守本根又不断与时俱进，使中华民族保持了坚定的民族自信和强大的修复能力，培育了共同的情感和价值、共同的理想和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