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产生了“诸子百家”，据汉代司马谈的看法，其中有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即道家），共六家。汉代史学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将诸子划分为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十家。

中国历史上出现“百家争鸣”的现象，有其历史条件。战国时代，“士”这个阶层特别活跃起来，他们中的一些人是从贵族中分化出来的，一些人则出身于平民阶层。士有参与政治的权利，其中有一部分人专门从事学术活动。这种变动促进了战国时期学术的繁荣。

儒家的创始人孔子着重论述“仁”的思想，将“仁”解释为“爱人”，一方面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论语·卫灵公》），另一方面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孔子认为，在“君子”（有道德修养的人）的生命中，恪守道义是必不可少的。君子为道义而活，非为富贵而生，如此才能体现出君子的人生价值所在。孔子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最早论述人生价值观的思想家、教育家。他的文化自信表现在他一生为实现人生价值而奋斗的事迹上。

秦汉之际有一部书，名《礼记》。《史记·孔子世家》说它是孟子的老师子思的著作。后来，《中庸》受到唐朝思想家、文学家韩愈的推崇。南宋理学家朱熹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编在一起，称之为《四书》。朱熹为《四书》作注，称之为《四书章句集注》，对元明清三朝的思想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

《中庸》中的一个核心理念即“诚”。从自然界看，“诚”是四季、昼夜的更替，按天道规则运行，君子与此相应，应按规矩做人办事，不得枉为。这也就是说，君子在自尊、自信、自律、自省上应有所建树。为此，《中庸》强调君子应“博学之”（广博地学习）、“审问之”（详细地向人请教）、“慎思之”（周密地思考）、“明辨之”（明确地区别是非善恶）、“笃行之”（切实地身体力行，知行合一）。

孙中山先生赞赏《中庸》所述五种学习方法，曾经手书赠给中山大学，希望师生们以此为学习的座右铭。

习近平总书记重视《中庸》等古代典籍，号召干部们结合时代特点学习参考，重视“慎独”及一个人独处时的思想状况。(www.daowen.com)

先秦诸子中对自然科学研究最广泛、深入的是墨家。墨子是墨家的创立者。他和他的后学建立起严谨的逻辑体系，并将它应用于自然科学，对时空、光学、力学、几何学等方面的问题，用逻辑语言加以分析概括，体现了春秋末期科学家和能工巧匠们的创新思路。

墨子主张实行贤人政治，使社会上的贤良之士增多，办法是“富之，贵之，敬之，誉之”（《墨子·尚贤上》），给贤良之士丰厚的物质待遇、高贵的社会地位，信任、敬重他们的才能，表彰他们的成绩，营造鼓励贤良之士成长发展的社会环境，这样，贤人就会越来越多，用他们去治国就会显出成效来。

墨子的文化贡献集中表现在他为中国古代自然科学做了奠基工作。墨家学派后来中断，未能传承下去，但墨家的自然科学理论与“尚贤”的文化思想为后代所继承发扬。

哲学是时代的反映，是民族文化的灵魂。关于“天道”与“人道”关系的研究，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问题。老子创立的道家学派深入研究“天道”与“人道”的关系，构筑了完整的理论体系，成为中国哲学开创研究的标志性成果。

在老子的哲学中，“天道”受到赞扬，而“人道”遭到贬损。在他看来，“道”演化为天地万物，没有神力，没有矫饰，自然而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天道”不争，不言，不骄，没有制物之心，像无形的巨网广大无边，虽稀疏但没有任何遗漏，将一切事物都囊括在其中。与此不同，“人道”便显得自私、不公。于是问题产生了，如何改造“人道”？老子的回答是：“人道”应效法“天道”。

老子关于“天道”与“人道”的论述，展示了中国古代的辩证思维，反映了老子的智慧和洞察力。毋庸讳言，老子哲学用自然的“天道”否定“人道”自身的特点，在理论上有其偏颇的一面。不过，在历史的进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当封建社会的治理者在一定范围内将老子哲学的某些方面加以实行的时候，确实有过若干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