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对国际、国内形势及对策的研究与判断，是一个不断冲破桎梏、解放思想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关键时期的理论勇气、胆略和水平直接影响着全党的认识水平，进而影响着我们事业的兴衰成败。

许嘉璐于2014年1月24日对“11．26讲话”的意义进行了解读。他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曲阜之行”与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是人文社科领域的一次“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邓小平的南巡解决了经济领域的“姓社”“姓资”问题，认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能够兼容；习近平总书记的“曲阜之行”解决了人文社科领域的“姓孔”“姓马”问题，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问题。

习近平的“9．24讲话”站在全球“和平与发展”的高度，全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习近平指出，研究孔子、研究儒学，是认识中国人的民族特性、认识当今中国人精神世界历史来由的一个重要途径。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和法家、道家、墨家、农家、兵家等各个思想流派相互切磋、相互激荡，形成了百家争鸣的文化大观，丰富了当时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虽然后来儒家思想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长期取得了主导地位，但中国思想文化依然是多向多元发展的。这些思想文化体现着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在生产生活中形成和传承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等，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这些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修齐治平、尊时守位、知常达变、开物成务、建功立业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中国人民的理想和奋斗，中国人民的价值观和精神世界，是始终深深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沃土之中的，同时又是随着历史和时代前进而不断与日俱新、与时俱进的。

应该说，这种评价既有对孔子儒学的一般价值和普适意义的概括，又有对孔子儒学之于今天的特殊价值和独特标识的认同；在贯串历史的同时，主动认可其对中国人精神世界（当然涵盖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与价值体系的作用。这种评价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相比，既有继承，又有发展，更有超越，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研究。

孔子的思想经历了一个逐渐深入、完善的形成过程。早期，孔子的关注点是“礼”。中期，孔子更关注“仁”。孔子晚年的思想臻于成熟，形成了一个由外而内的系统体系。孔子对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混乱秩序感到痛心。因此，孔子积极主张恢复礼治，希望人们通过礼的教化作用，以礼为标准来约束自己的行为、加强修养，进而实现人际关系的协调、社会的和谐。“礼”是三代尤其是西周以来中国社会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从广义上讲，“礼”也包括乐在内，即所谓的礼乐。礼的作用在于别异，即区分上下、贵贱；乐的功能则是合同，使具有不同身份地位的人和谐共处。礼与乐相互为用，最终达到安定社会的目的。为政者要按照礼的要求实行德政，在他们的影响下，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各安其位。对于治国者而言，他们修身以礼，为国以礼，本身就是一种“君君”的表现。对于一般民众而言，自觉以礼规范自身，便是一种伦理原则。从本质上讲，“礼”以“德”为内容，以“敬”为精神机制。恢复礼治对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要意义。(www.daowen.com)

在孔子的思想中，如果说“礼”是外在的要求，那么“仁”则是内在的要求。礼是外在的约束，仁是内在的自觉。礼与仁密不可分，仁是礼的主要内容，礼是仁的外在表现。仁的含义极广，孔子把它看作最高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仁”以“修己”为前提，进而按照孝亲、仁人、爱物的逻辑展开。这种博大的“仁爱观”，是孔子思想一以贯之的核心内容，也是孔子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建立充满仁爱的社会，是孔子留给中国文化最宝贵的遗产。于此之上，早期儒家乃至中国文化表现出“天人合一”“厚德载物”“博施济众”的胸怀与志向。孔子认为“中”是重要的道德准则，也是思想方法。它是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的为人处事态度，是认识世界的基本方法和处事准则。“中”具有“时”“权”的意蕴，奠定了儒家“中庸”的思维模式，也是中国人思维方式的重要特征。

孔子的理想是实现“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与“天下有道”的小康社会。大同社会是对为政者提出的要求，也是对社会成员的人心教化。全体民众要心系天下，以宽广的胸怀对待现实，以天下人的利益为重。孔子曾说他的理想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希望天下的老人过得安逸、朋友相互信任、所有的少年人都能够得到关怀。这一伟大、无私的理想丰富了众多人的精神世界，也鼓励着无数人为之奋斗不息，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道亮丽风景。

孔子为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发展做出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不仅如此，孔子及其学说还对中国周边国家如朝鲜、日本、越南等产生了重要影响，形成了东亚儒家文化圈；孔子及其学说对世界思想文化的发展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