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修德在儒家文化中的重要性及实践性

修德在儒家文化中的重要性及实践性

时间:2023-11-24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儒家将“德”的内涵向道德修养方面进一步发展,更强调以德修身。《康熙三十二年御制重修阙里孔子庙碑》[20]载:“道偹中和,德参天地。”笔者在这里不厌其烦地列举历代中国人对孔子德性的推崇,就是为了说明修德在传统中国人心中的重要地位。奉祀颜子、追封其父母等行为都旨在提倡德的实践性。其他以儒家“修德”为标准的官吏也因“德政”而被人立碑

修德在儒家文化中的重要性及实践性

“天”与“人”的联系纽带是什么呢?我们认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德”观念。可以说,“德”是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精神追求。“德”字出现很早,有学者认为“德”字在商代时期就已经出现。徐中舒主编的《甲骨文字典》、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的《甲骨文编》都收录了“德”字。当然,这时的“德”观念未必形成。周武王克商以后,周人深感“天命无常”,开始提出“德”的思想。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儒家将“德”的内涵向道德修养方面进一步发展,更强调以德修身。孔子是第一个比较系统地论述德与人自身修养关系的思想家。此后,儒家进一步发展了孔子的德论思想。孟子继承了孔子“为政以德”的思想,提出了王道主义。到了汉代,“五常德性”成为后世人们的普遍观念。宋代理学家进一步从认识论上区分了“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使儒家的德论有了新突破。明末清初王夫之将“德”与“道”作为一对认识论范畴进行阐述,把德论思想推向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峰。总之,“德”作为中国古代道德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

我们从曲阜碑刻文献中,可以看出人们对“修德”的注重贯穿历代。首先是对孔子德性的推重。汉代的《史晨前碑》认为孔子的功德仅次于古今圣王,称之为“德亚皇代”,因此觉得“臣蒙厚恩,受任符守,得在奎娄,周孔旧寓,不能(阐)弘德政,恢(崇)壹变,夙夜忧怖,累息屏营”。魏晋时期的《黄初年间鲁孔子庙之碑》载:“遭天下大乱,百祀堕坏,(旧)(居)(之)庙毁而不修,(褒)成之后绝而莫继,阙里不闻讲诵之声,四时不睹蒸尝之位,斯岂(所)谓崇(化)报功、盛德(百)(世)必祀者哉!”唐代的《乾封元年大唐赠泰师鲁先圣孔宣尼碑》亦载:“信立德立言,泰上谓之不朽。”“叹重泉之可作,闻盛德而必祀。”“德配乾坤,业晖辰象。”《洪武六年张绾谒庙记碣》[13]载:“历(代)(罔)不钦崇,所(谓)盛德(百)(世)必祀者,其在兹乎。”“盛德(百)(世)必祀”“盛德而必祀”成为祭祀孔子的缘由。《开元十一年御制老孔颜赞残石》[14]载:“臣窃以为尊儒重道、褒贤纪功,本于王庭以及天下,一则崇先圣之德,一则纪先圣之文。”元朝《至正八年代祀记碑》[15]载:“世之三纲正而九法叙,皆其功德之福斯民也。”明代朱元璋在接见孔克坚时说:“童子之言,尔祖尚记之不忘,况道德之奥者乎?今尔(为袭封),(爵)至上公,不为不荣矣,此非尔祖之遗荫欤!朕以尔孔子之裔,不欲于流内(铨注),(以)政事烦尔,正为保全尔也。”[16]《洪武十六年樊成佑谒林庙碣》[17]载:“敬仰道德,高明如天,博厚如地,仪范古今,存神过化,俾历世而尊崇。呜呼,至德大矣哉!予读圣人书,□获游于圣人门,畴昔之志足矣。”至德主要指孝道,《孝经·开宗明义》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唐玄宗注:“孝者,德之至,道之要也。”《洪武十七年刘修谒林庙诗碣》[18]载:“道德尊前圣,文章发后贤。”刘修写近体诗二章,以此赞誉“素王”孔子的道德文章、教书诲人、安贫乐道以及后人对孔子的尊崇等。清代康熙二十五年阙里至圣先师孔子庙碑》[19]载:“殆与覆载合其德,日月并其朙,四时寒暑协其序焉。”《康熙三十二年御制重修阙里孔子庙碑》[20]载:“道偹中和,德参天地。”《嘉庆六年葺修大成殿记碑》[21]载:“德为民(彝),道实公器。”民彝指人与人相处的伦理道德准则。《尚书·康诰》曰:“天惟与我民彝大泯乱。”笔者在这里不厌其烦地列举历代中国人对孔子德性的推崇,就是为了说明修德在传统中国人心中的重要地位。

如何进行德性教育呢?《大德三年阙里庙之学记碑》[22]载:“(古)(人)有(言):在(早)(谕)(教)。”又曰:“(少)(成)(若)(天)(性),习贯如自然。”“是故能言能食,即示以礼。盖(幼)(穉)之时,其心未放,则教易入,筋骸易束,德性易(养)也。”“夫子(教)(伯)(鱼)以学《诗》学《礼》,欲其事理通达而心气和平,品节详明而德性坚定。”“《小学》之教,(节)目纤悉。”应该说,《小学》在庙学中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这里分析了《小学》之教的意义,并提及孔子教育孔鲤的故事。“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幼时是开展教育、培养德性与心智的最佳时期,因为“(幼)(穉)之时,其心未放,则教易入,筋骸易束,德性易(养)也”。

修德的根本在于实践,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颜渊在孔门弟子中有如此高的地位,甚至有时被称为“亚圣”,也就可以明晰颜庙碑刻对颜子的颂扬之语并不是传统中国人的溢美致辞,而是发自肺腑的。如《至顺二年追封兖国复圣公及其夫人制碑》[23]载:“朕惟得孔氏之门,入圣人之域,颜子一人而已。观其不迁怒,不贰过,以成复礼之功。无伐善,无施劳,益着为仁之效。”又如《元统二年加封颜子父母制词碑》载:“曲阜侯颜路,鲁之君子,孔门高弟,忘其贫约,依归圣人。其日用常行之间,道德之言,仁义之行,耳濡目染,心感神会,固以熏陶而成其德矣。况有亚圣之嗣,同师圣门,箪瓢陋巷,不改其乐,用行舍藏,庶几于道,七十子之中,夫子独称其贒。”

孔子对颜回安贫乐道的精神大加赞赏:“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颜回自身的品德使得他自汉代以来倍受尊崇。自汉代起,颜回就被列为七十二贤之首,有时祭孔时独以颜回配享。此后历代统治者不断追加谥号:唐太宗尊之为“先师”,唐玄宗尊之为“兖公”,宋真宗加封为“兖国公”,元文宗尊称为“兖国复圣公”,明嘉靖九年改称为“复圣”。奉祀颜子、追封其父母等行为都旨在提倡德的实践性。

不仅如此,孔子后裔多因其德性功业被碑文记载。如,《汉泰山都尉孔君之碑》[24]载:“缉熙之业既就,而闺阈之行允恭,德音孔昭。”“德音孔昭”源自《诗经·小雅·鹿鸣》:“我有嘉宾,德音孔昭。”郑玄笺:“孔,甚;昭,明也。”碑文亦曰:“于显我君,懿德惟光。”“懿德惟光”源自《诗经·大雅·烝民》:“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懿德即以美德为荣。《建宁四年博陵太守孔彪碑》[25]也是博陵士人为纪念孔子第19代孙孔彪之德政所立。

其他以儒家“修德”为标准的官吏也因“德政”而被人立碑称颂。如《魏鲁郡太守张府君清颂之碑》载:“以延(昌)中出身,除奉朝请,优遊文省,(朋)侪慕其雅尚。朝廷以君荫(望)如此,德□宣(畅),以熙平之(年),除鲁(郡)太(守)。治民以礼,移风(以)乐,如伤之痛,无怠扵夙宵,若子之爱,有怀扵心目。是使学挍克修,比屋清业,农桑劝课,(田)(织)(以)登。(入)(境)(观)朝,莫不礼让。化(感)无心,草石知变。恩及泉木,禽鱼自安。胜残不待賖年,有成朞月(而)(巳)。遂令讲(习)之音再(声)扵阙里,来(苏)之歌复咏扵洙(中)。京兆五守无以克加,河南二尹裁可若兹。虽名位未一,(风)(同)□□。(且)易(俗)之□,(黄)(侯)(不)(足)比(功);(宵)鱼之感,宓子宁独(称)德。”此碑是鲁郡民众为太守张猛龙所立的颂德碑。张猛龙不见史书记载,得益于该碑存留,方为世人所知。据碑文记载,张猛龙于熙平之年(516—518)出任鲁郡太守,在任之时,“治民以礼,移风以乐”,“学校克修,比屋清业”,有兴起学校、推行教化之功,政绩突出。离任后,郡人刻碑赞颂其功绩,碑文之末及碑阴刻有郡之属吏、鲁郡士望等题名,总计达160余人,可见其声名与威望之高。又如《大历八年文宣王庙门记》曰:“刺史孟公休鉴,德润尊师,道肥希圣。”“德润尊师”就是对孟休鉴赞赏的根本。《神龟二年魏兖州贾使君之碑》[26]也是记述贾思伯兖州刺史任内之政绩的。

古人对“德”文化的重视,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人。2014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指出:“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内在修德”注重“修己”的内化与“安人”的外化,这是一种处理自我与他人关系的过程。“内化”使人有幸福感,“外化”让人有归属感和自豪感。

早在20世纪90年代,习近平曾说:“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在民族的延续和发展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中,我们已经树立了强烈的民族自信心,无论是在民族危亡,还是在民族昌盛时期,这种自信心都是我们民族精神中最稳定的成分。”[27]这种自信心体现在传统中国人对“天人合一”的历史追求、对“内在修德”的持续坚持上,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奠定了基础。

【注释】

[1]本文系2014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曲阜儒家石刻文献集成》(批准号:13AZD025)、济宁市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儒家历史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为14JSGX02414)。

[2]此碑立于魏黄初年间。原存于曲阜孔子庙,1978年由同文门下移入东庑,1998年移入汉魏碑刻陈列馆。

[3]此碑立于清圣祖康熙三十二年(1693),位于孔庙十三碑亭北面西起第二亭内。

[4]此碑立于北魏孝明帝正光三年(522)正月。该碑1951年春移入曲阜孔庙同文门下,1978年移往东庑,1998年移入曲阜孔庙汉魏碑刻陈列馆,西起第26石。

[5]此碑立于乾封、仪凤年间,今存孔庙十三碑亭。

[6]此石碣立于明太祖洪武十六年(1383)仲春,现镶嵌在孔庙西斋宿北墙,西起第25石。

[7]此碑立于明世宗嘉靖二年(1523),今见于孔庙奎文阁前洪武碑亭外北西墙上。

[8]此碑立于唐开元七年(719),今存曲阜孔庙十三碑亭。

[9]此碑立于隋大业七年(611),今存曲阜汉魏碑刻博物馆。(www.daowen.com)

[10]此碑立于唐懿宗咸通十年(869),原在孔庙同文门,今存曲阜汉魏碑刻博物馆西屋

[11]此碑石立于元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九月,现位于孔庙十三碑亭南面东起第四亭内中偏东。

[12]转引自余英时《“创新”与“保守”》,见《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6~7页。

[13]此石碣镶嵌于孔庙西斋宿南墙,东起第19石。

[14]此碑今存于汉魏碑刻陈列馆。

[15]此碑位于孔庙十三碑亭院东南部西区,南排西起第9石。

[16]《朱元璋与孔克坚、孔希学对话碑》,此碑位于孔府二门内侧东面、南首。

[17]此石碣立于明太祖洪武十六年(1383)仲春,现镶嵌在孔庙西斋宿北墙,西起第25石。

[18]该石碣现镶于孔庙西斋宿南墙,东起第2石。刘修为明代嘉议大夫山东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右参政。

[19]此碑立于清圣祖康熙二十五年(1686),位于孔庙十三碑亭北面东起第三亭内。

[20]此碑立于清圣祖康熙三十二年(1693),位于孔庙十三碑亭北面西起第二亭内。

[21]此碑立于清仁宗嘉庆六年(1801)六月,现位于曲阜孔庙十三碑亭南面东起第四亭内,西排南石。

[22]此碑立于元成宗大德三年(1299)八月十□日,现位于孔府二门里东侧,面北。

[23]此碑立于元文宗至顺二年(1331)九月,位于曲阜颜庙复圣殿下西首。

[24]又称“泰山都尉孔宙碑”,简称“孔宙碑”。此碑原为孔林孔宙墓前的墓碑,乾隆年间移至孔庙保护,现位于汉魏碑刻博物馆北屋,西起第14石。

[25]此碑原位于孔庙同文门下,现存于汉魏碑刻馆北屋,西起第17石。

[26]此碑立于北魏神龟二年(519)。该碑原立于兖州府学,后数度被湮没。北宋绍圣三年(1096)、元至正十二年(1352),两次被重新发现并复立。清康熙年间,兖州知府金一凤将此碑由露天移入室内。1951年春移入曲阜孔庙同文门下,1978年移往东庑,1998年移入孔庙汉魏碑刻陈列馆,西起第25石。

[27]习近平:《摆脱贫困》,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3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我要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