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客观与逻辑意义上，《五帝本纪》反映并促进了中华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历史认同。

历史认同是历史建构与历史重构的基础和前提。炎帝、黄帝等上古帝王不见于《诗经》《尚书》的记载。关于炎帝、黄帝的记载在流传文献中最早见于《国语·周语》^[4]。司马迁重新梳理勾勒历史，以黄帝为首重建上古史的谱系，既是对五方上帝神观念的扬弃，也是对人文历史认识的自觉化与理性化，具有深刻的思想启迪意义。

关于这种历史重构中的诸多复杂问题，例如如何处理神话与历史的关系问题，司马迁尝试所做的“神话历史化”和“历史神话化”^[5]努力，恰恰反映了尊重神话传说的历史价值和赋予其现实历史价值的双重努力，其中的矛盾与冲突不仅表现为表面的史料或观点不一致，还更深层次地反映了历史重构在面对历史文化资源与现实社会需要时的多重考量和曲折努力。当然，《史记》文本在流传过程中，具有多种演变^[6]，其中班氏家藏本的改变应被充分考虑在内，这有助于判断和厘清表面冲突背后的历史实质。

其次，民族认同。

“五帝”时代是氏族部落不断发展和融合的时代。古老部落与新兴部落的结盟、分化与融合，在神话历史传说中表现为世系相传与更迭，反映了氏族部落的延续和变化。部落的首领或盟主带有“共主”的特点，世代相沿不替，所以流传的英雄首领名称便是“共名”，如炎帝和黄帝等，这有助于理解上古传说中帝王长寿的故事，尽管荒诞不经，却蕴藏着对历史的追溯与体认，凝聚着氏族部落共同的历史记忆与民族认同。历史记载的长期连续性，就是我们民族强大生命力和凝聚力的明证，中华民族这种强烈的历史感，其实质意义就是重视民族自身的由来、发展，并且自觉地将它传续下去^[7]，中华民族也是在这个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的。

《五帝本纪》以人文化的视野重新审视传说历史，将“五帝”构筑为一个世代相传、绵延不绝的历史，也是民族形成建立的历史，其中的民族认同为后世历史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五帝”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体现了对历史的选择和重构，确认和凸显了黄帝的历史地位，是民族历史发展的必然反映。

《五帝本纪》以家谱的形式重新梳理历史，既反映了民族认同的加深，“五帝相继作为部落首领而出自同一家族，前后绵绵数百年，这就为一个家族的历史谱系做了最充分的材料准备”^[8]，也体现了家国观念的发展以及家国一体格局进一步完善的时代潮流和历史发展趋势。

以华夏民族（汉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奠定了秦汉以后多民族融合又保持鲜明民族特色的民族共同体的基础，影响深远。

再其次，文化认同。(www.daowen.com)

《五帝本纪》具有浓郁的人文色彩，标志是重视德行，重视功业，重视教化。《五帝本纪》记载五帝的功业，都论及教化。黄帝“淳化鸟兽虫蛾”^[9]，颛顼“治气以教化”^[10]，帝喾“抚教万民而利诲之”^[11]，尧“能明驯德”^[12]，舜“使布五教于四方”^[13]。“五帝”均能够德化四方、教化万民^[14]。这些奠定了内外兼修、本末赅备、体用不二、道器合一的重要文化观念基础。这并非是历史上的氏族首领——“五帝”客观具有的思想特征，而是生活在汉代、受秦汉思想哺育的史学工作者自觉进行理论审视与历史重构、文化认同的必然结果。当然，这种文化认同在古史体系上打上了深刻的儒家烙印，被认为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古史体系”^[15]。相传的黄帝的大臣仓颉造字、殷代始祖契改进文字书写办法等，也曲折说明了文化认同的进一步发展，包括对语言文字符号的发明和改进，促成了稳定有序的文明传承体系的形成，这也是文化认同的表现。

《史记·三代世表》明确指出，以黄帝为首的“五帝”与“三代”天子均是秉承修养德行而代代相传，即使有的时候需要假托“天命”的观念，“天命难言，非圣人莫能见”，也反复申述黄帝“策天命而治天下，德泽深后世”，子孙能够“皆复立为天子”，关键是“天之报有德”（《史记·三代世表》）。重德是司马迁自觉的历史观念和历史意识。“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史记·五帝本纪》），司马迁对“五帝”德行的建构和叙述，形象化地表达理想的道德人格和价值理念，其中呈现的人文精神是中华民族亘古不衰的主体价值观念，也是中国哲学史与思想文化史的重要特征。

这种现象在《史记》的其他各篇中也有显著的反映，如关于先周的历史，同《诗经》《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文王》等比较，《史记·周本纪》对是否具有“令德”^[16]的行为很重视，并且作为书写历史贯穿前后的一条主要线索，这既是对《诗经》上述六首英雄史诗的系统把握和深入体会，同时也展示了史学家个人史学建构的主动性和能动性。

最后，心理认同。

《五帝本纪》与《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是一个有机的系统，虽然其中还有不少龃龉之处。

《夏本纪》将“禹”作为昌意的三世孙（黄帝→昌意→颛顼→鲧→禹），这意味着禹是直接继承黄帝而来的。《殷本纪》与《周本纪》中的殷始祖契、周始祖弃（后稷）分别是帝喾的次妃简狄吞燕卵与元妃姜嫄（原）履迹所生，事迹分别见于《诗经·玄鸟》^[17]、《楚辞·天问》^[18]、《诗经·生民》^[19]，带有图腾崇拜的深刻烙印，当然也交织和混合着上帝崇拜与祖先崇拜的思想信仰。帝喾则是黄帝的曾孙。这样，将历史上夏商周的三代，通过心理认同系结在“黄帝”的主干上，“舜、禹、契、后稷皆黄帝子孙也”（《史记·三代世表》），从而使三代成为相互因革而在血缘与文化上又具有连续性的共同体，促使人们在心理上对国家统一性的认识不断加强。

《秦本纪》追溯的秦的始祖大业也直接肇源于颛顼的苗裔。^[20]《高祖本纪》将汉高祖的降生与神奇的“大泽之陂”的“蛟龙”^[21]联系在一起，使其与黑帝形成了似有似无的联系^[22]。

这些都是有意识地论述“五帝”“三代”“秦汉”一脉相承——他们都是黄帝的子孙与苗裔。^[23]其中蕴含的深刻意义是，朝代可以更替，而国家不会灭亡，民族不会灭亡。明清时期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概括的“亡国”与“亡天下”实际上恰恰是朝代更迭与亡国的区别。^[24]这种历史与文化的独特性也保证了中国历经战乱兵燹而绵延不绝的存在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