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文化创新与传播研究院于2015年6月发布的《外国人对中国文化认知调查报告（2014）》将中国文化分为六个类别，每个类别设定三个文化符号，“中国著名人物”这一项，选择的文化符号是“花木兰”“孔子”“李白”；“中国哲学观念”这一项，选择的文化符号是“阴阳”“孝顺”“天人合一”；“中国艺术形态”这一项，选择的文化符号是“京剧”“中国水墨画”“敦煌壁画”；“中国自然资源”这一项，选择的文化符号是“熊猫”“长江”“香格里拉”；“中国生活方式”这一项，选择的文化符号是“绿茶”“唐装”“面子”；“中国人文资源”这一项，选择的文化符号是“功夫”“春节”“孙子兵法”。

调查组对美国、英国、法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六个国家进行取样调查，回收样本2407份，总结发现：各国对各项文化符号的认知度有较为明显的差异，其中，“熊猫”“绿茶”“阴阳”的认知度较高，“天人合一”“面子”“敦煌壁画”的认知度最低。

认知与认同是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些符号的认知度高，并不意味着这些符号的认同度或者喜爱度高。2012年察哈尔学会、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北京华通明略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发布了《中国国家形象调查报告2012》。该报告表明海外民众最喜爱的中国元素排名前十者依次是，熊猫、长城、成龙、中国美食、故宫、龙、茶叶、中国功夫、扇子、瓷器。相对来看，海外民众对京剧、孔子、旗袍、奥运场馆、姚明、中医中药、天安门广场和汉字等中国元素的喜欢程度较低。^[1]这与北京师范大学的调查结果基本一致。北京师范大学通过调查发现，外国人对中国自然资源、生活方式等具象的文化符号认知度较高，但对中国哲学观念、艺术形态等抽象的文化符号认知度整体偏低。

不仅在对不同类型文化符号的认知上存在差异，即使是同一类文化符号，在不同国家和区域间也存在认知差异。北京师范大学通过调查发现，不同国家、区域对中国文化符号的认知度和认同度存在一定的差异，比如，同处于儒文化圈的韩国，在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上与中国较为相近，对孔子、李白、京剧、孝、面子、功夫等9个文化符号都比较熟悉；美国人通过好莱坞的电影等媒介产品，对花木兰、阴阳、天人合一等5个符号较为熟悉；法国人对中国文化符号的认知度最低。

王德岩先生认为，孔子是中国文化中最复杂的文化符号，也是蕴含中国人情感和想象最复杂的文化形象。他还认为有必要从多元视角来解读孔子的形象，师者、王者（素王）、至圣、学者、罪者和使者——这六张面孔是不同历史阶段的孔子的形象建构。与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相关的是孔子的“使者”形象：作为使者的孔子代表中国与世界对话，成为国际上认知度最高的一个中国文化符号。孔子的思想很早就传入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在东亚形成儒家文化圈；16、17世纪以后，孔子的学说和形象传到欧洲，并且在欧洲文化中几经变化，成为代表中国文化最著名的一个符号。但是，我们既要看到孔子形象在海外的高认知度，又要看到孔子形象在海外的变迁以及由此带来的中国文化海外认同度的变化。比如17世纪，西方对孔子极度崇拜，对中国也极度崇拜，认为中国是一个用孔子的理性就能治理好的国家。但到了19世纪，在鸦片战争中失败后，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就是停滞、非理性、不进步等。^[2]

因此，在对外传播孔子形象、儒学文化以及中国文化的过程中，首先要调查目标国家对原有孔子形象的认知与接受状况，尽可能准确把握。针对目标国家对孔子形象的认同状况，有学者以美国为例进行了深入研究。

四川外国语大学教授张涛遴选了19世纪中期以来美国《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等代表不同地域和不同群体的几大报纸上的3000篇文献，对近代以来孔子在美国媒体上的形象进行了系统、细致的分析归纳，解析出美国社会塑造的孔子形象和赋予孔子的文化含义。张涛认为从1849年至今，孔子形象在美国的变迁可以分为五个时段：

第一个时段，1849年，美国西海岸的加利福尼亚正掀起一股淘金热。大量华工的出现改变了美国人对中国的印象，美国人眼中的华人落后、愚蠢、迂腐而又狡黠，这些负面特质无一例外地被投射到孔子身上。否定孔子的思想，讥讽Confucius（孔子）实乃confuse（混淆、迷糊），甚至指斥孔子为“反文明”特性之源的声音甚嚣尘上。傲慢的美国人主张“去孔子化”、全盘接纳基督教文明才是中国进步的必由之路。(www.daowen.com)

第二个阶段，1882年美国通过《排斥华人法案》，排华情绪上升至顶点。与此同时，美国进步主义思潮也波及全国，理性的声音渐渐回归。在两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美国的孔子观也呈现出两种不同倾向：既有斥责中国落后、贬损华人言行的内容；也有渐渐欣赏孔子思想，逐渐引用并以此鞭策美国政治与社会行为的一面。

第三个阶段，从1920年至1950年，在中国，孔子形象在一次次政治翻覆中震荡起落；在美国，孔子延续着美国政治监督者、评判者和启发者的角色，甚至被塑造成值得美国信赖和支持的中国文化符号。

第四个阶段，从1950年开始，因美国冷战时期的对华政策和国内变革，本为中国文化象征的孔子被美国用作对华冷战的舆论武器，发挥攻击中国的重任，服务于美国的冷战利益。另一面，孔子仍然为美国人的日常生活、行为处事、个人修养提供指导，并逐渐渗透到日益发达的消费文化中。

第五个阶段，1972年，中美之间的坚冰开始融化，双方告别敌对状态，进入新的外交阶段。孔子成为两国增进对话了解的窗口，启发着美国人对当代中国的认知，更被认为是美国“打开东亚之门的钥匙”。但是在一些美国人眼里，孔子作为扩展中国国家软实力的工具，也极大地挑战着美国的文化影响。

历史证明，在美国的孔子形象至少受到四重因素的影响：中美关系的状况、美国国内政治与社会状况、孔子在中国国内的影响以及华人、华侨在美国的地位。今天，我们在全球传播孔子及其思想时，应该考虑到这些错综复杂的因素，正视目标人群的中国观。^[3]

在美国一般民众对于孔子的认识大多是模糊而又肤浅的。虽然孔子的雕像在一些高校和城市都可以见到，提起孔子，人们也普遍把他作为一个智者而尊敬有加，但他们倾向于用自己熟悉的宗教概念来理解孔子及其儒家教义……多数人只知孔子是个中国哲学家，至于他的哲学思想很多人并没有基本的了解。由此看来，美国学界对于孔子虽然已有相当认识，孔子思想要真正为大众所接受，还有相当的一段路要走。^[4]

因此，我们在对外传播孔子及儒学文化的过程中，要综合考虑目标国家、目标人群的历史、文化以及目标人群对中国文化符号的主观态度、客观接受能力等多种因素，采用有针对性的传播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