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来看重诚信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诚”是信之根,“信”是诚之用。儒家认为,“诚”作为一种精神实体,乃是世界的本源。“信”字在《论语》中出现38次。《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唯天下至诚为能化”——所谓“金石为开”,就是此意。
孔子说:“信,德之厚也。”(《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他曾这样比喻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讲的是一个人不守信用,就无法在社会上站住脚。如同大车没有輗,小车没有軏一样,它凭什么行走?孔子提出,人与人的关系,要“礼以节之,信以结之”(《礼记·表记》)。弟子子夏深谙孔子的教诲,说“与朋友交”,要“言而有信”(《论语·学而》)。恪守信誉是做人之道、成事之器、财富之源,也是我们行走天下而畅通无阻的一张名片。人若想成事、成大事,离不开他人的帮助,如同孔子所说:“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周易·系辞上》)他认为,“至信之人,可以感物也。动天地,感鬼神,横六合而无逆者”(《列子·黄帝》)。可见,这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力量源泉。
此外,孔子还多次强调为上者要带头讲信用。他说:“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左传·成公二年》)他认为拥有爵位名号的人必须讲诚信,否则,何谈治国?他说,为上者如果“不以诚立,虽立不久矣。诚未著而好言,虽言不信矣”(《韩诗外传》)。意思是在社会上不凭诚恳取得地位,即使取得职位也不会长久。诚恳之名不显著却喜欢说话,即使说了别人也不信。有一次,子贡问怎样治国,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说:“如果不得不去掉一项,三者该去哪一项呢?”孔子说:“去兵。”子贡再问:“如果不得不再去掉一项,两者该去哪一项呢?”孔子说“去食”,然后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孔子并非是不要军队、不要粮食,而是就为政者取信于民的重要性而言的,认为没有信用,就无法立足。
孔子的弟子宓子贱任今山东单县的县长,治理三年后,孔子的另一弟子巫马旗穿着破旧的粗布衣服,到亶父(单县)观察教化的情况。看见夜里捕鱼的人,捕到鱼又放回河里,巫马旗很是不解。捕鱼人告诉他:“宓子大人不希望人们捕捞小鱼,我放的都是小鱼。”巫马旗把见到的情况回去报告孔子说:“宓子的德行到极点了,让人们即使在暗中行动都觉得如同有严刑在身边一样。请问宓子是怎样达到这一步的呢?”孔子说:“丘尝与之言曰‘诚乎此者刑乎彼’,宓子必行此术于亶父也。”(《吕氏春秋·具备》)即我曾对宓子贱讲过:“在此地真诚就可以在彼地也行得通。”宓子必定是用这样的方术治理亶父的。(www.daowen.com)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载,晋文公攻打原国,只带了十天的干粮,出发前晋文公便与大夫约定十天后回来。到原国十天了,却拿不下原国,便敲钟准备撤军。有人说:“原国再有三天就攻下了。”他身边的大臣也劝谏说:“原国人粮食已经吃光,力量也用完了,您姑且等一等吧。”晋文公却说:“我与军士们约定十天为期,现在时间到了,如果不离开,就失去了信用。夺得原国而失去信用,我不干!”于是坚持撤兵。原国人听到后说:“有像这样守信用的国君,能不归向他吗?”于是向晋文公投降。卫国人听到后说:“有像这样守信用的国君,能不跟随他吗?”于是也倒向晋文公。孔子对此称赞说:“攻原得卫者,信也。”
治国讲信,经商亦然。
孔子去世后,子贡守墓六年,后去经商,他按照老师的教导,视信誉为生命,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儒商。其后,“信用”二字便成为儒商不可撼动的信条。成事莫过于讲信,大信即大神,大神事皆通。人不诚,立之难久;官不诚,失信于民;商不诚,行之不远。从这个意义上说,诚信也是社会所有公民的第二个“身份证”。
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也遇到了一些“成长的烦恼”,其中就包括一些社会道德严重失范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而信用缺失最为突出。“信”在净化社会风气、促进人际关系和国家关系和谐、减少社会发展和创造财富的成本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如同空气对人生存所起的作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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