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主义是人们对自己母国的高尚情感。人都有爱母情结。所谓爱国主义，就是对自己祖国的热爱之情如同爱自己母亲的那种情感。

儒家的爱国观是将个人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家国同构。没有家，何有我？没有国，何有家？

鲁定公十三年（前497），孔子在任鲁国大司寇时，因劝谏鲁定公和执政的季桓子不要接受齐国赠送的女乐无效，于是辞官带弟子周游列国。离开当日，他在鲁国一个叫屯的地方有意多住了一夜，试图等待定公、季桓子的回心转意，但等来的是季桓子派来一个叫师的人送行，季桓子并没有挽留的意思。师说：“先生是没有罪过的。”孔子无奈地唱道：“彼妇之口，可以出走；彼妇之谒，可以死败。盖优哉游哉，维以卒岁！”（《史记·孔子世家》）歌词大意是：那些女人的口，可以把大臣赶走；亲近那些女人，可以使国家灭亡。悠闲呀悠闲，我只有这样安度岁月了！可见，孔子是不情愿离开自己母国的，周游列国是迫于无奈的选择。

孔子曾来往于齐鲁之间。离开鲁国时，他给随行的弟子说：“迟迟吾行也。”（《孟子·尽心下》）孔子有意拖延时间，舍不得离开自己的母国；而在离开齐国时，来不及吃饭，带上淘好的米就督促弟子们快点走。孔子在周游列国居陈期间，想到家乡的弟子们，不免发出“归与！归与”（《论语·公冶长》）之叹。这个记载展现了孔子眷恋母国的那种归心似箭的心情。

擅长外交的子贡问怎样才可以叫作士时，孔子告诉他：“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论语·子路》）无论身在地球的任何方位，都能把自己的言行和身后的国家联系在一起，这体现的就是热爱祖国的道德情操。在孔子周游列国居卫期间，齐国田常调动他的军队准备攻打鲁国。孔子在确定消息可靠后，就想以外交努力解除鲁国的危急，便把弟子们招到跟前，说：“夫鲁，坟墓所处，父母之国，国危如此，二三子何为莫出？”（《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于是弟子们纷纷请缨。子路第一个请出，接着子张、子石等也要求请出，孔子都不答应。子贡请求出行，孔子应允。他完成了任务，化解了鲁国的危机，使鲁国免遭战乱。子贡的这次外交斡旋大大出乎孔子当初仅仅想劝阻田常不要伐鲁的预料。后来的史学家称子贡之行改变了五国命运——存鲁，乱齐，破吴，强晋，霸越。(www.daowen.com)

跟随孔子周游列国的冉有先期回鲁，任季康子家臣，有一次很晚才回来，孔子问：“为什么这么晚才回来？”冉有答：“有政务。”孔子纠正他的说法，说那是“其事也。如有政，虽不吾以，吾其与闻之”（《论语·子路》）。孔子说，那不过是事务罢了，如有政务，虽然与我无关，我也会知道的。季康子执政时，恃权越礼，凌驾于鲁君之上。在孔子看来，这种所谓“政务”是不同于公朝的。孔子对冉有替季氏议事，虽承认这是既定事实，但不同意这是公事，故而指出冉有所言“有政务”应为“其事也”。这件事深刻反映了回鲁后的孔子虽身无一职，但他一直关注着国家的大事。正是因为孔子有爱国情怀，所以他才密切关注国家大事。因此，他也就会不由自主地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的前途联系在一起。

孔子作《易传》十篇。《易传》记载的是他阐释《易经》经文大义的思想，其中《系辞上》言：“安土敦乎仁，故能爱。”《礼记·礼运》中的“国有患，君死社稷，谓之义”为我们阐明了一国之君的爱国情操。弟子冉有在和齐军作战时使用了矛，攻入敌阵，英勇杀敌，孔子说：“义也！”（《左传·哀公十一年》）齐国的军队进攻鲁国边境，一个叫汪踦的少年从家里拿出斧头当兵器，跟着一个汉子前去杀敌。虽奋力搏杀，但终因寡不敌众，两人都倒在了齐军的刀下。战后全城百姓打算厚葬他俩，但一些老年人觉得汪踦是个不成年的孩子，不应该享受公众的哀悼。孔子反对说：“能执干戈，以卫社稷，虽欲勿殇也，不亦可乎？”（《礼记·檀弓下》）意思是能够拿起武器去保卫国家，即使不用少年的丧礼来办他的丧事，不也可以吗？安葬这天，孔子不顾年迈，亲自到现场致哀。这一言行体现了孔子所说的“苟利国家”（《礼记·儒行》）的爱国主义精神。

“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礼记·礼运》）的爱国精神作为一种文化基因，已深深地植根于炎黄子孙的血脉之中。改革开放以来，海外游子纷纷回来寻根问祖，便是这种情感的体现。今天，我们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应该以传统为命脉，存续、创新、培育优秀传统文化，以实践为依归，实现思想与感情的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