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一生倡导法制建设，特别是他在52岁到55岁任鲁国大司寇即主管鲁国政法工作期间，留下了诸多关于法治建设的思想。他是中国法制建设的先驱，如同康有为所言：“孔子为制法之王。”他的法治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孔子重视法制在确保国家正常运转过程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孔子治国安邦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人伦纲常”的德治上。他同时也看到了法治在确保国家正常运转过程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他说：“非法不言。”（《孝经·卿大夫》）孔子还说：“法政不一，百事失纪，曰乱。”（《孔子家语·执辔》）他要求人们不论地位如何，都要在礼法的框架下行动。在他看来，“无禁则淫，无度则失，纵欲则败”，所以，“度量不可不明”（《说苑·杂言》）。他认为，“规、矩、准、绳、钧、横，此昔者先王之所以为天下也”（《大戴礼记·四代》）。他讲仁者爱人，但也讲“爱之勿宽于刑”（《大戴礼记·子张问入官》）。设法的目的即他说的让“有罪者惧，无罪者耻”（《孔丛子·刑论》）。

孔子结束周游列国的生活回到鲁国后，在某年的秋冬季节，鲁国人在现在的曲阜城北点火烧荒，不巧天刮北风，火向南蔓延。哀公担心烧到国都，亲自率领朝中官员赶去救火，身边却没有民众，哀公很生气。原来百姓都去追捕野兽去了，于是他召来孔子询问对策。

孔子了解情况后说：“追捕野兽的人快活而不受惩罚，救火的人劳苦而没有赏赐，这是火灭不了的原因。”由于情况紧急，孔子提议只用刑罚，哀公赞同。于是孔子以哀公的名义下令说：“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逐兽者，比入禁之罪！”（《韩非子·内储说上》）即不救火的人，和在战争中逃跑的人同罪；追捕野兽的人，照私闯君王禁地的人问罪！结果命令还未传遍，大火就扑灭了。关键时刻必须用法，这体现了孔子的果敢品格。如果犹豫不决，只能使问题越来越复杂。

二是孔子提倡德法并重、德刑相辅。

这是孔子法制思想的一个鲜明特点。他提出，治国要“以德以法”，认为“其法盛，其德厚”，这是最理想的局面；如果“弃其德法，专用刑辟”，即丢掉了德政和法制，专用刑罚，这好比驾驭马车不用缰绳，只用鞭子，其结果必定是“马必伤，车必败”；出现这种情况，民众必然离你而去，结果是“国必亡”（《孔子家语·执辔》）。所以他说“圣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参焉”，上等的办法是“以德教民，而以礼齐之，其次以政焉导民，以刑禁之”；用刑是为了不用刑罚，但经过教化仍不改变的，“于是乎用刑矣”（《孔子家语·刑政》）。孔子的这一思想在《论语·为政》中是这样表述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成语“导德齐礼”即出自此处。梁启超誉此语为“中外古今政治论中，实可谓最彻底的见解”。德法并重，德刑相辅，体现了孔子关于“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左传·昭公二十年》）的治国主张。“和”是治政的最高境界。孔子讲的德治，除了仁德与礼乐教化，也包括事先的教育。他明确提出“言先教也”（《荀子·宥坐》）的要求，说“不教而杀谓之虐”（《论语·尧曰》），即教育的目的在于让无罪的远离犯罪、让有罪的知道错在何处。德法作为治国理政的两翼，缺一不可。如果把法制视为治“标”的话，那么德化礼教就是治“本”，标本兼治，方能相得益彰。

三是孔子主张刑罚施用，力主刑中。(www.daowen.com)

所谓“刑中”，作为一种执法理念，即刑罚得当，不枉不纵，这是孔子的法治思想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体现的就是“公正”篇讲到的公正施法。他说：“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孔子曾说“仁人不过乎物”（《礼记·哀公问》），凡事不逾越事理，无过无不过，体现在司法实践上，就是“刑中”。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超过一定的界限与未达到一定界限同样是错误的，“过”与“不及”都会影响事物质的改变。比如孔子提倡“宽”，又说“宽而有辨”（《礼记·表记》），要求宽厚不失原则；孔子讲“猛”，又反对“枉法以侵民”（《说苑·政理》）的做法，即反对滥用法令以侵害民众利益的做法。只讲宽政，就会因政慢而无序；只讲猛政，就会因猛政酷于虎而伤民，只有取两用中，才能恰到好处。孔子提出，要“善为刑罚”，说“毋杀不辜，毋释罪人，则民不惑”。（《说苑·政理》）孔子还说：“小罪勿增，大罪勿累。”（《尚书大传》）一人犯法一人当，这与后世曾经推行的“一人犯法，诛灭九族”的苛刻刑法相比，不也文明得多吗？社会文明的标志之一是司法文明，司法文明的标志是“刑中”。执法只有“刑中”，才能体现公正，才能不让老实人吃亏，才能不让捣鬼者占便宜。

四是孔子追求政清狱简，力求“无讼”。

孔子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论语·颜渊》）诉讼增多，监狱人满为患绝不是正常现象。当然，在没有实现大同社会之前的所有历史阶段，没有诉讼是不可能的，但力求减少诉讼，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怎样减少？这是一个系统工程，比如，颁布好政策是减少诉讼的基础。政策是管全局的，有纲举目张的功能。从某种意义上说，适宜的政策是社会最好的稳定器、最大的生产力。孔子说过“事举其中”（《左传·哀公十一年》）的话，讲的是政府颁发的政令适中、符合实际情况，就会受到百姓的拥护。其次是发展经济，为减少诉讼创造物质上的条件。孔子说：“民匮其生，饥寒切于身而不为非者寡矣。”（《孔丛子·刑论》）社会贫穷就会引发各种犯罪行为。三是加强官德建设，减少民怨。有什么样的官德，就会有什么样的民德。唯有官清，方能民安。民安的标志是孔子说的“民无怨”（《大戴礼记·子张问入官》）。没有怨恨，哪有诉讼？

把这几个问题抓好了，诉讼问题就会减少。据《孔子家语·相鲁》载，孔子“由司空为鲁大司寇，设法而不用，无奸民”。这是孔子为官时期出现的一种和谐景象。通过综合治理等手段，尽力减少诉讼，这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体现。

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说：“中国人最深刻了解、最精心培育、最致力于完善的东西就是道德和法律。”而这个传统在孔子的思想里日臻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