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政治思想中的“富民”说强调富民是富国之本，民富则国强。这一学说是孔子创其源、垂其统的。

孔子的富民思想源于他对民生问题的高度关注及其“仁者爱人”（《论语·颜渊》）的仁学思想。在周王室天下共主地位名存实亡而致诸侯相互征战、民不聊生的春秋社会末期，孔子提出为政者要“惠在爱民”（《孔子家语·正论解》），使“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在他看来，“民之所以生者，衣食也”（《孔丛子·刑论》）。他认为人只有首先解决衣食问题，才能谈得上其他。他认为，“口养不至，饥饿不得食，谓刑屋”（《马王堆帛书·二三子问》）。人在因饥饿活不下去时，为了生存，会干出连他自己都不愿干的坏事，犯法的事就会随之增多。百姓富足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为此孔子提出：“君子为国，必有三年之积。”如果因为一年歉收去买粮食，则“失君之职也”（《春秋繁露·王道》）。在他看来，“地有余而民不足，君子耻之”（《礼记·杂记》）。

孔子认为，为政治国的根本目的就是富民。

公元前484年，68岁的孔子结束周游列国的生活回到鲁国后，有一次，哀公向孔子请教为政的要义。孔子告诉他：“政在使民富且寿。”（《说苑·政理》）这句话概括了为政的根本目的之所在。如果为政不是为了让百姓富起来，而是为了让某个姓氏的江山万古不变，那么这样的政权于百姓而言，也就没有实际意义了。

小河有水，大河不干。孔子思想中的强国论是以百姓的富足为根基的，即首先是富民，然后是强国，民富则国强。在和鲁哀公谈到税收问题时，孔子提出要通过减轻百姓的赋税，藏富于民，实现富民强国的目标。哀公说，这样“则寡人贫矣”。孔子不同意他的观点，说：“《诗》云：‘恺悌君子，民之父母。’未见其子富而父母贫者也。”（《说苑·政理》）哀公向有若询问说：“年景不好，国家用度不够，怎么办？”有若回答：“实行十分抽一的税率怎么样？”哀公说：“十分抽二我还不够，怎么能十分抽一呢？”针对他想通过增加赋税的办法来摆脱财用不足的想法，有若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有若以善于理解孔子的思想著称。他的同学子游说：“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礼记·檀弓上》）有子即有若。

至于实现富民强国的路径，当然首先是实现社会稳定。孔子说：“天下大乱，无有安国；一国尽乱，无有安家；一家尽乱，无有安身。”（《吕氏春秋·务大》）有了社会稳定这个前提，下面的具体方法就是孔子说的先“富之”，再“教之”（《论语·子路》）。《春秋繁露·仁义法》载有孔子所说的“治民者，先富之而后加教”。衣食足，再教之，教而更富，富而更教，进而让社会的发展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www.daowen.com)

孔子反对贫穷，特别是反对在国家太平时期出现的贫穷。他说：“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论语·泰伯》）在国泰民安的大环境下，如果我们还抱守贫穷，这难道不是让人感到羞耻的事情吗？除天灾以外，人间的悲剧大都是战争和贫穷造成的。因此，消灭战争、摆脱贫穷是人类面临的两大重要任务。

经世济民，实现民富国强，是孔子一以贯之的追求目标。他不但为此思考了一生，奔走呼号了一生，而且在自己的从政实践中践行了这一理念。他在任中都（今山东汶上县西）县长时，实施了安邦富民的政策，任职仅仅一年，使各方面都得到了治理，使百姓安居乐业，并引来四方要员前来参观学习。鲁定公惊奇地问曰：“学子此法，以治鲁国，何如？”孔子甚为自信地对曰：“虽天下可乎，何但鲁国而已哉！”（《孔子家语·相鲁》）

秘鲁前总统加西亚在《我们应从儒家文化中学习什么》一文中指出，在约公元1000年时，中国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2%，1820年则上升到32%。他还分析说，我们必须明白，中国增长的动力自2500多年前就已经种下了，那就是文化、价值、观念——儒家文化留下的宝贵财富。

落后就要挨打，图强才有未来。我们有优秀传统文化的支撑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两个独特优势，中国的富强是毋庸置疑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已经成为全党全民的共同追求，势如破竹，不可阻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