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有的学者认为“贵和尚中”“天人合一”是中华民族精神,笔者不赞同这一观点。上面说过,中华民族精神包含多个方面,但需具备以下几个条件:第一是这种精神正确,体现着真理性和价值性;第二是这种精神在实践中得到了深刻体现和贯彻。一种思想、精神如果不能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如果逻辑和历史不能一致,如果知行不能合一,就不能成为中华民族精神。贵和尚中强调的是“和”与“中”。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和”“和合”“和谐”“中庸”在传统文化中占有一定分量,具有很大的价值,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善良。但是如果把它上升到民族精神的高度,则未免有些夸大。“天人合一”也是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思想,在历史上对中华民族的思想和行为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由于“天人合一”中“天”的含义比较复杂,致使这一思想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必须区别对待,笼统地将其作为中华民族精神不可取。
其二,有的学者认为“民贵君轻”“以人为本”是中华民族精神。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民贵君轻,以人为本,有其真理性和价值性。这满足了民族精神的第一个条件,但是不符合第二个条件。传统文化中有着大量的民贵君轻、以人为本的思想,但这很大程度上也仅仅是一种思想理论而已,反映了思想家、政治家们对统治阶级的规劝,体现了老百姓对统治阶级的一种诉求。虽然在中国历史上,个别统治者、上层官吏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能够俯身济民,体现了对民众的爱护。但是从整个历史长河来看,一以贯之的仍然是“君贵民轻,以官为本”。可以说,重上轻下、重官轻民的官本位思想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官本位思想是传统文化丢给今天中国的一个巨大包袱,是今天加强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思想障碍。把“民贵君轻,以人为本”概括为民族精神,有悖于历史事实。
其三,有许多学者将辩证思维概括为中华民族精神。笔者在这一点上有思想疑虑。辩证法思维确实是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华,在中国的很多经典特别是《周易》和《道德经》中都有明显的体现。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甚至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来自中国,辩证唯物主义渊源于中国,经过马克思主义者们一番科学化后,又回到了中国。[10]但是辩证法思维只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之一,而不能将其上升到民族精神的高度。中国历经了两千多年的漫长封建社会,特别是在16世纪以来,西方国家纷纷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而中国却该变不变,仍然处在闭关自守的自我欣赏中,导致后来落后挨打。在整个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作为儒家根本方法论的中庸的反辩证法一面倒是具有说服力,而辩证法在解释整个历史过程这点上显得有些无能为力。而且,中国人对辩证法的理解也似乎存在问题,具有明显的“循环论”倾向,这似乎与“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相一致。所以,辩证思维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理论形态上的存在是一码事,而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的实践中是否贯彻了辩证思维是另外一码事。如果只是在思想理论形态上明显存在,在历史发展的个别事件中有体现而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没有明显的体现,我们最好将其定位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暂不将其上升到中华民族精神的高度。
中华民族精神是一个有生命的开放体系。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整个民族认识能力、实践水平的提高,新的民族气质和性格将会不断出现。这些新的民族气质和性格将进一步构成新的民族精神。
【注释】
[1]邵汉明主编:《中国文化研究30年》(中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61页。
[2]宋天:《关于中华民族精神问题的研讨综述》,载《哲学研究》1991年第10期。
[3]张岱年:《文化传统与文化精神》,载《学术月刊》1986年第12期。(www.daowen.com)
[4]辜鸿铭认为“以礼来自我约束,非礼勿言,非礼勿行。这就是中华文明的精华和中华民族精神的精髓所在”。梁漱溟认为“双,调和,平衡,中,都是孔家的根本思想”,“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冯友兰认为中国哲学的真正精神是“极高明而道中庸”。唐君毅、牟中三等人认为中国文化之精髓是“心性之学”,等等。他们都将中华民族精神概括为某一个方面,而且有将中华民族精神、中国文化精神、中国哲学精神等同的倾向。
[5]张岱年把中华民族精神概括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参见张岱年《文化传统与文化精神》,载《学术月刊》1986年第12期)。方立天把中华民族精神概括为“重德精神”“务实精神”“自强精神”“宽容精神”“爱国精神”,并且认为“自强精神”是核心(参见方立天《民族精神的界定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载《哲学研究》1991年第5期)。许全兴把中华民族精神概括为五个方面,即“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经世致用,实事求是”“阴阳互补,辩证思维”“民贵君轻,以人为本”“大同理想,止于至善”(参见许全兴《马克思主义哲学自我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61~172页)。1991年在山东召开的“中国哲学与中华民族精神”学术讨论会上,与会学者针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列举出38条之多。其中的主要方面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人文精神,融合与自由精神,宗法伦理精神,民胞物与的仁爱精神[参见邵汉明主编《中国文化研究30年》(中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60页]。
[6]《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1页。
[8]季羡林:《略说中国传统文化及其特点》,http://www.guoxue.com/xzcq/ddxz/jixian⁃lin/lszgctwhjqtd.htm。
[9]张岱年:《文化与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5页。
[10]转引自邵汉明主编《中国文化研究30年》(中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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