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界素有“三易”说。除《周易》外，还有《连山易》《归藏易》。《连山易》据说是神农氏时代的产物，经《艮》卦开始；而《归藏易》则是黄帝时代的产物，以《坤》卦开始。今人读的大多是《周易》，而《周易》是从《乾》卦开始的。“三易”的存在及流传，说明“易”的观念由来已久。我们也可由此探讨中华人文精神的内核。

讨论中华文化尤其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人格精神时，寻根溯源到《尚书》尤其是《周易》是必然且必需的。素有“群经之首”美誉的《周易》，保存大致完整，其中的许多观念具有开创性意义。探寻中华文明的奥秘，便可利用《周易》这部集中华民族生存智慧之大成的超级“智慧书”。

《周易》分《易经》（包括卦名、卦辞、爻题和爻辞）和《易传》（“十翼”的上下《彖》、大小《象》等七种十篇）两部分。为方便起见，本文统以“周易”名之，而不做《经》《传》的析解。《说文解字》解“易”为蜥蜴（极可能是变色龙），从蜥蜴体色多变中抽象出“变易”之含义——生生不息、变动不居，即所谓“生生之谓易”（《周易·系辞上》）。朱熹也说“故易者，阴阳之道也”（《周易本义·周易序》），所谓“易”也就是阴阳交替的生生变化（变易）之道。此外，“易”还有“不易”“容易”等含义。

众所周知，孔子是“老而好《易》”，好到什么程度？到了迷恋之至、手不离卷的程度：居则在席，行则在橐。孔子对《周易》的态度，与他年轻时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子赣（子贡）曾回忆老师早年的教导，原话是：“夫子他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灵之趋；知谋远者，卜筮之繁。’”这体现了孔子年轻时对《周易》的态度——基本否定，也体现了孔子对世道人心的不满——人们不去修养德行，而去追随神灵，寻求莫须有的保护；人们不去追随智慧，求事理人心之明达，而去依赖卜筮之术。这与通常认为《周易》就是卜筮之书的观念（常识）一致。子赣很听话，虽然并不太同意老师对《周易》的看法，但一直努力不去碰它，不搞卜筮那一套。让子赣不解的是，老师在年事渐高之际，突然整天研究起《周易》：“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老师怎么突然喜好、迷恋起了《周易》？这段极珍贵的记载在1973年长沙马王堆《易传》帛书出土后，才为当代所知晓的。这也使我们对孔子与《周易》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但《易传》乃孔子所做的观点仍不为多数研究者所认同。然而，孔子确实与《周易》有极密切的关系，这是确定无疑的。^[1](www.daowen.com)

孔子说：“《周易》未失也，且有古之遗言焉。予非安其用也。”《尚书》残缺太多，而《周易》基本完整，孔子欣欣然的态度溢于言表，对“古之遗言”极感兴趣，也就是对历代先人积累下的经验教训的集结（以《周易》《尚书》为代表）极为重视的意思，这是孔子珍爱《周易》的关键。子赣对老师态度的忽然大转变力图求解，想起了老师的另一句话：“赐闻于夫子曰……‘孙（逊）正而行义，则人不惑矣。’夫子今不安其用而乐其辞，则是用倚于人也，而可乎？”老师一直教导我们要谦逊、中正、持守并履行道义，那样人们就知道我们究竟在做什么了。但老师整天读那些卦辞爻辞，叫人实在弄不懂。孔子听说了子赣的烦恼，就把他叫来，解疑说：“吾告汝，《易》之道。”显然，孔子并非探讨卜筮技术。孔子接着说：“夫《易》，刚者使知惧，柔者使知刚，愚人为而不妄，渐人为而去诈。”孔子的意思是，《周易》的内涵太丰富博大了，不同的人阅读都可以发现对自己大有益处的道理，阳刚强悍的人读《易》会知道畏惧，因为刚强的反面就是柔弱；柔弱者读《易》知道自己其实本有刚烈强猛的一面，只是不自知而不曾激发而已；（貌似）愚蠢笨拙之人也会因读《易》变得聪明起来，做事也（慢慢）变得有板有眼了；那些惯于玩弄权术阴谋者通过读《易》可以知道智慧的博大、阴谋的有限，慢慢地自觉放弃巧诈等小手腕，走向堂堂正正的人生大道。子赣很关心老师是否多少相信些卜筮之术，就问：“夫子亦信其筮乎？”孔子对这书中讲授的卜筮技术信不信呢？孔子也直言不讳地告诉子赣，说自己也曾试过：“吾百占而七十当，唯周梁山之占也，亦必从其多者而已矣。”但孔子手不释卷地读《易》，当然不是为了玩耍解闷，而是另有意图：“我后其卜祝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在孔子眼中，《周易》中的卜祝术数只是很次要的内容，德义才是根本与核心。他接着说道：“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守者而义行之耳。”幽赞是手段，是为弄明白术数之理；术数貌似是某种初级目标或目的，其实仍然只是手段，更深层的目标是精准理解德（美德、道德），而德的最根本内涵是“仁”与“义”。仁是内心的修养，要悉心呵护，即所谓“守仁”，守望内心的那份人类独有的温暖情愫——仁者爱人。光内心有仁爱当然不够，必须要见之于行动。于是有“义行”的要求。所谓“义行”，即仁在实际生活中的表现与践行。孟子后来说，“义，宜也”，也就是按照“仁”的理念去做应该做的事（合宜之事）。于是我们就想到了康德的“You ought to”（应当、应该）。道德的根本之处被发现了：勇猛精进、义无反顾地做道义精神所指引、所要求的事情。孔子看到那么多人在研究《周易》却不得门径、要领，很是伤心：“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许多人喜欢《周易》却难窥其真谛，要么停滞在巫祝层次，要么稍有进境却仍不过是个只会咬文嚼字又故作深沉（做学究天人、沟通神鬼状）的酸腐学究式，终究为流俗所累而不得升华？实在可惜：“史巫之筮，乡之而末也，好之而非也。”孔子很担心自己被后世之人误解，被归入巫史之流：“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孔子强调自己酷爱《周易》，是将其当作道德之书阅读，与史巫完全是两码事，表面看起来行为类同，所追求的目标却截然相反。孔子的结论是：“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而后乎？”（帛书《易传·要》）君子专心修养德行，不用去祈求福祉呀；虔诚修养并努力践行了仁义，吉祥自然就会到来，还用得着装神弄鬼地占卜吗？我所追求的是“德”，我和史巫们貌似走着同一条路，目标与归宿却全然不同！

杨庆中认为，孔子早年视《周易》为掌于史巫之手的筮占之书，不太看重；晚年则发现其出于文王之手，包含“古之遗言”，因而转变态度，重新认定其性质，并以“观其德义”为原则，对《周易》的部分爻辞进行了诠释，提出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主张^[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