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中的政治核心价值在当代中国，还有没有价值？还需不需要继承？还要不要发扬光大？在我们看来，回答是肯定的。

以道而言，道是对人性的依循、规约、引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性更偏重于创造、获取与享受物质财富，这无可厚非，而且道要极力促成这一过程，使创造更新进、获取更规范、享受更怡然，让物质财富的丰饶惠及更多的民众；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会更加普遍，这不可避免，道的作用在于使这些对立尽可能地实现统一，避免对立的恶化，使对立统一成为进步的推动器，这种对立统一不只体现于经济领域，而且遍及政治、法律、文化、思想、社会诸多领域。同时，道要引导人性不要沉溺于物欲之中，要兼顾人性其他方面的发展，以使家庭更和美、人情更温暖、情操更丰富、精神更自由、环境更优美、社会更和谐。

我们要强调的是，当商品交换已经普遍化、市场经济成为主要的经济形式时，人性恶可能会有更加猖獗的表现，但是，即使不谈市场经济的必然性，即市场经济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住的，就商品交换激发的创造热情、财富涌流来说，这些都是人性之必需，是人类文明的物质基础，不仅不能遏止，而且要大力倡扬。因此，在继承与坚守道的过程中，不仅要对人性恶进行扼制，更要对市场经济保驾护航；不仅要对市场经济保驾护航，还要防止市场经济的溢出效应^[4]及其对社会产生的危害。

更重要的在于，中国传统的中庸之道（这是道的细化）把对立包容在统一体中，这是极高的政治智慧。但在现实的流变中，容易忽略对立的存在，有时甚至企图压制对立、取消对立。这是徒劳的，只会断送事物的生命力。因此，在中庸之道的统一中，必须包含对立面，必须使对立各方都有适当的位置。如果说统一是目的，那么对立就是手段，没有手段，目的是不可能实现的。承认对立面的客观存在，让对立在事物的发展中起积极的推动作用，这是我们在西方的现代政治中所要取法的。

民本的现代转化看起来似乎一蹴而就，我们今天也在强调以民为本、以人为本，显得是那样自然、那样顺遂。但是要注意，以民为本在古代是自上而下的，这在当时那种民众利益分化不大、民众散居难聚的历史条件下，或许是不得已的举措；而这种自上而下的民本，往往流于政治的点缀、统治者的恩赐，在政治腐败时期，甚至是统治者的遮羞布。

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如果还满足于这种自上而下的民本，就远远不够了。现在民众的利益诉求越来越多，利益分化也越来越大，简单的自上而下的民本，是难以适应这种局面的。再有，鉴于民本过去存在的问题，为了防止民本流于形式，必须把民众的主动性引入民本的实施过程，而不是让民众成为被动的受施者。因此，民本的过程要形成上下互动的格局，既有领导阶层遵道而行、统揽全局、综合民意、兼顾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又有底层民众下情上达的顺畅通道、接受民众监督的有效机制、民间团体质疑之声不被湮没的自下而上的民众参与。只有建立并完善这种上下交互、对立统一的机制，才能使民本事业得到更好的实现。

不过，对于民众的意见和利益诉求并不是照单全收的。由于人们利益的对立、视角的不同、意见的分歧、立场的差异，这些意见和诉求一定是五花八门、千差万别的，有些甚至是彼此冲突的，这就需要甄别、选择、取舍、平衡，有所为、有所不为，简言之，道贯其中，兼顾全体。

现在是市场经济时代，要以市场经济为本，这是中华民族经历了多少艰难才悟出的道理。在现代社会中，我们要坚持走市场经济之路，利用市场竞争带来的进步生产力、较优资源配置、产品的升级换代、人们高涨的劳动热情等，使民生得到更大的改善。与此同时，要切实有力地保护好人们的私有财产，私有财产是与市场经济密切相连的，甚至可以说，私有财产得不到良好保护，便没有良好的市场经济。

当然，传统民本学说中的精华要继续发扬光大，在爱民、裕民的同时，要注重教育民众，这一点在今天更显重要。这种教育是覆盖所有人的，尤其对于领导者而言，更要率先垂范；民众也要进行自我教育，接受他者教育，提高道德素养，以改良民性、淳化民风。

尚贤，让贤能德才出众者组成领导阶层，不会招致人们的反对，但在民主政治的喧嚣声中，尚贤学说有被边缘化的危险。

中国的尚贤学说历数千年而弥坚，是中国传统政治中的瑰宝，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尚贤学说可以更上一层楼。尚贤学说把领导者的道德品质放在首位，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倘若我们的领导者都有高洁的品行，无私奉公，再加之才能出众、管理得法，老百姓赞扬唯恐不及，怎会不满？我们现在听到的反对之声，大多指领导者政德有亏、损公肥私，甚至作威作福、鱼肉百姓。这些主要还是道德品质问题。

对于领导者或公共权力的执掌者而言，德是第一位的，这无须赘言，但问题在于，尽管中国有如此深厚的尚贤学说，有制度化的选人用人机制，但仍不时有贪官污吏出现，尤其是在一个王朝的后半期，官场腐败成为痼疾，是政治衰败的主要原因之一。这是中国传统政治的局限性。

因此，中国的尚贤学说必须借鉴西方民主政治中权力制衡的思想，要举全社会之力对公共权力进行监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是当务之急，也是长治久安之策。这样看来，对领导者的道德品质要有高标准的要求，领导者自己应做到高蹈洁行，这是防止权力腐败的第一道防线；而全社会对当权者的有力监督，是防止权力腐败的第二道防线。这两道防线稳固，便应该能将发生权力腐败的可能性降至最低。(www.daowen.com)

中国古人对领导者的腐败或许早有预感，他们强调只有“备道全美”的圣人才能担当领导者，所以孔子说“唯圣者能之”。但是，我们在现实政治中难觅这种不世出的圣人，或者说这只是一种政治理想。所以，在坚持要求领导者德高行洁的同时，运用全社会的力量，监督领导者、鼓励领导者在至大至公的执政路上行进，这是现实的成贤成圣之路，也是辩证法在选贤任能中的体现。

除要求领导者德高行洁外，尚贤学说还要求领导者有卓绝的才智。荀子说：“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强莫之能任；至大也，非至辨莫之能分；至众也，非至明莫之能和。此三至者，非圣人莫之能尽，故非圣人莫之能王。”（《荀子·正论》）荀子仍然把圣人当作理想的领导者。现实中没有这种全智全能的圣人怎么办呢？何况在当今这种知识爆炸的时代，任何人都不可能全智全能。但是在国家治理的过程中，集各个领域专家学者之力，通过通力合作、兼采民意、勇于实践，或能实现全智全能。这可以说是尚贤学说在现代的又一转换。

大一统的现代转换或许是最没人关心的，反对大一统的人会认为大一统就是政治上的反动，必须摒弃，要追求自治、多元化、自由等；支持大一统的人会认为大一统在中国已是一个事实，至今运转还算良好，不需要转换。在我们看来，大一统的现代转换，和其他传统政治的转换一样，同样迫切，同样重要。

大一统是统一于道，统一于人性；大一统的“一”中含有多，大一统并不排斥多元化。这些是中国传统政治的题中应有之义。然而，传统社会中的大一统，在现实政治中流变为儒学一统，于传统政治有利有弊，归根结底，对道还是有所偏离的。或者，人类对道是需要探寻的，这种探寻最终结晶为各种学说、理论、体系，因此，对道的遵循，往往自然而然地表现为对某种学说、理论、体系的信从。如果真是这样，大一统将儒学定于一尊也算情有可原。但是，把对道进行探寻的学说视作道本体，是会出大问题的，尤其是将这种学说当成亘古不变、毋庸置疑的真理时，就会损害对道的探索与遵循，结果是灾难性的。所以，在对大一统进行现代转换时，一定不要把某种学说或理论视作唯一的甚至至高无上的，大一统必须紧紧围绕道或人性展开，一切学说或理论只是作为探寻道、遵循道的手段或工具，这些手段或工具都要根据道的需要或采用或修改或完善或遗弃。

人性在商品交换条件下可能会出现分裂、对立、偏至，而在市场经济时代，这种分裂、对立、偏至可能会更加普遍、更为强烈，对此应该有高度的警惕与自觉。对于这些人性的现代表现，大一统不要试图去消灭它们，它们是消灭不了的；而是要包容它们，但这种包容不是不分轩轾、任其恣肆，是要把它们安顿于适当的位置，使之统一于道、统一于人性。这种大一统既要兼顾人性多方面的平衡发展，勿使人性畸形地偏向某一方面；又要兼顾每一个人的人性实现，勿使一些人的人性实现妨碍甚至破坏另一些人的人性实现。这种大一统是多元的一统。

一定要记住，无论何时许地，大一统是统一于道、统一于人性。

其实，在当代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儒学中的政治核心价值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纵览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历程，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长行更广，历久弥坚，始终坚持真理，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在干部队伍的建设中，强调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任人唯贤，注重实绩；一直执着于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大业，将“大一统”的历史使命进行到底，这是中华文明数千年的传统。如果我们能够更自觉地将儒学中的政治核心价值运用于当代政治中，能够将儒学中的政治核心价值进行现代转换，中国政治将会有更深厚的历史根基和更美好的光明未来。

【注释】

[1]关于儒学中的政治核心价值的更详尽论说，参见拙著《中国传统的政治道路——探寻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文化渊源》第三章，当代中国出版社2013年版。

[2]《论语·子路》：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3]关于董仲舒与汉武帝的对答，参见《汉书·董仲舒传》。

[4]这里的溢出效应指市场经济过程中出现的经济危机、贫富分化、失业率、低增长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