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让贤能之人做国家的统治者、管理者，有着久远的传统。传说中的尧禅舜、舜禅禹是选贤任能的典范，其后的傅说、伊尹、姜尚、周公等也都成为任用贤才的美谈。这些传说或历史记载，或有理想化的印记，但在国家治理中主张任人唯贤是中国传统政治一直坚守的准则。不妨看一下古代典籍，尚贤之论总是那样耀眼夺目，“任官惟贤材”（《尚书·咸有一德》），“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恶德，惟其贤”（《尚书·说命中》），“建官惟贤，位事惟能”（《尚书·武成》），“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论语·子路》），“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孟子·公孙丑上》），“尚贤使能而等位不遗”（《荀子·王制》）……可以说是数不胜数。

所谓尚贤，就是崇尚贤能之人，将贤能之人置之上位或推举为统治者、管理者。这是为什么呢？首先在于国家的安定富强。“不信仁贤，则国空虚。”（《孟子·尽心下》）在君主制下，君主是国家的象征，于是有“故君人者，爱民而安，好士而荣，两者无一焉而亡”（《荀子·强国》）。其次在于民众的幸福安康。“上以饰贤良，下以养百姓而安乐之。”（《荀子·王制》）“在知人，在安民……知人则哲，能官人；安民则惠，黎民怀之。”（《尚书·皋陶谟》）“所宝惟贤，则迩人安。”（《尚书·旅獒》）

既然贤能之士对国家和人民如此重要，选贤任能便成了国家政治中的急务。孟子说：“尧舜之仁，不遍爱人，急亲贤也。”（《孟子·尽心上》）

那么，什么样的人可以称为贤能之士？什么样的人能够担当统治国家、管理人民的重任？墨子认为：“况又有贤良之士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者乎……”（《墨子·尚贤上》）这里有三个标准，一是德行深厚，二是能言善辩，三是通晓道。这三个标准不会是没有异议的，至少第二个标准“辩乎言谈”，孔子就有可能反对，他更赞成少说多做：“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至于其他两个标准，如果不管其中的内涵，就其一般性而言，倒是各家均能接受的。

“厚乎德行”是说贤良之士首先要有高尚的道德，这是一个重要的标准。孔子说：“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孔子是把仁爱、道德放在第一位的。孟子说：“君子之事君也，务引其君以当道，志于仁而已。”（《孟子·告子下》）孟子认为从政之人一定要致力于使君主合于道义、志于实施仁政。荀子也很看重贤能之士的道德情操：“君子隆师而亲友……好善无厌……体恭敬而心忠信，术礼义而情爱人。”（《荀子·修身》）(www.daowen.com)

“博乎道术”是要求统治者或管理者通晓道，而且能够运用于实践。这是一个更重要的标准。最动人心魄的可能要数孟子所说的大丈夫：“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而另一句“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孟子·离娄上》）则强调无论是君是臣，都要遵守道。孔子说：“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孔子认为道是君子终身要追求实践的，认为坚守道比保持物质生命更重要。荀子说：“圣人备道全美者也。”（《荀子·正论》）荀子认为优秀的统治者是道的信奉者和实践者。

除以上两个标准，担当统治者或管理者的贤能之辈还应符合其他的什么标准吗？一般而言，贤强调的是道德操守，能注重的则是干才事功。这就是说，作为国家统治者或管理者的贤能之人，不仅要道德高尚，而且要有为国家人民办好事、办实事的才干。因此，荀子说：“故知而不仁，不可；仁而不知，不可；既知且仁，是人主之宝也，王霸之佐也。”（《荀子·君道》）荀子强调德才兼备。孔子却从反面来论证才与德的关系：“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论语·泰伯》）这说明有才还须有德。《尚书》中的“建官惟贤，位事惟能”也是将贤能、德才并举的。

中国古代的尚贤之说不只是理论上的表述，而且是国家政治中的现实操作；不只是圣王明君偶或为之的礼贤下士的作秀，而且逐步形成中国政治中的制度性规制。如果说秦汉以前，中国传统政治中的尚贤使能还只是个别统治者心血来潮时的举措，那么在秦汉以后，中国的尚贤使能已经进入制度化的轨道。从汉文帝开始的察举制到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从隋唐科举制的滥觞到明清科举制的鼎盛，选贤任能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政治不可或缺的重要制度。这一制度不仅使尚贤任能有了制度化的规范，破除了官位世袭和门阀观念，使公共职位向每个阶层的人开放，使更多有德有才的人进入政治层面，而且是中国传统政治开明持恒的制度保障之一。遍观古代世界，唯有中国有这样的选官任官制度，而西方国家现代的文官考试制度还是借鉴或仿效中国的科举制度建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