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资料限制，加之受疑古思潮的影响，长期以来，学界对早期儒学的研究集中于“孔子—孟子—荀子”这一线三段，而忽略了孔子与孟、荀之间的孔子弟子即所谓七十子。他们当年与孔子亲密相处，亲聆孔子讲业，更与其师往复讨论，共同构成最早的儒家学派。同时，孔子的弟子积极记录孔子之讲论并于孔子去世后加以集中整理、纂辑，对孔子儒学发展的历史意义难于估量。^[33]百年来对七十子研究的缺位，恐怕是孔子儒学研究中一个最重要的断层。^[34]

新近问世的大量地下文献，尤其是郭店简、上博简中直接与七十子相关的简篇，引发了七十子之学的新生。如李学勤先生很早就指出，郭店竹简“内涵尚多，其间儒家典籍的重要性绝不低于道家的《老子》。我认为，简中的一部分是《子思子》，即孔子之孙孔伋一系的作品，这些简的发现对于学术史研究有非常重要的意义”^[35]。庞朴先生称誉郭店竹简为“孔孟之间”，高度评价其对七十子研究特别是子思研究的价值及其思想史意义。^[36]完全可以说，新出土文献为七十子研究增添了必要的新材料，为这一研究的发展前进提供了重要动力。此外，新出土文献“激活”了《孔子家语》《礼记》《大戴礼记》中大量关于七十子的传世材料，这对孔门弟子的研究当然也具有重大意义。

在可利用新出土文献的条件下，近年来，不少学者对孔子的弟子展开专门研究，并特别期强调了孔子去世后其弟子分化、成派的问题，也就是所谓“儒分为八”的问题。^[37]事实上，“儒分为八”未必意味着针锋相对的斗争，它反映的更多应该是孔子去世后，其弟子分散各地，在不同环境、背景下，对孔子儒学进行传播、发展的新样态。^[38]

由新出土文献的分布亦可见孔子弟子对早期儒学的传播情况。实际早在孔子在时，由于孔子及其弟子的共同努力，儒学已在社会上迅速传播、发展。^[39]与此同时，南方楚国也已开始密切关注孔子儒学。《史记·孔子世家》载，吴伐陈，楚救陈，军于城父。此时“闻孔子在陈蔡之间，楚使人聘孔子”。此事虽受到陈蔡大夫的阻挠而未行，但不久之后，楚昭王“将以书社地七百里封孔子”（《史记·孔子世家》），尽管最终也被令尹子西劝止，但楚国君臣对孔子儒学的重视确然无疑。值得注意的是，据《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等文献记载，孔子弟子中已有数位楚人，表明其时儒学已在楚地传播。楚地如此，则孔子儒学必亦在中原各国获得了更广泛的传播。

孔子弟子受学孔子，自系孔子儒学向下流传的过程。而战国时期的孔子儒学的广泛传播，既源于孔子学说自身，又与孔子弟子的奔波、努力密不可分。由孔子到其弟子，无论从时间还是从空间而言，孔子儒学都经历了一个重要而艰巨的发展阶段，初步展现出旺盛、深厚、坚韧的生命力。我们由此瞻望中古时期儒学与道家、佛教的论辩、交融，以至宋明新儒学之形成，才能理解儒学何以能在斗争中吸收其他学说之长，并在新时代形成新样态，展示出别样的风采。明乎此，乘着“四个讲清楚”的春风，面对今日世界文明的冲突、交融，吾国人自应更具自信、开放的心态，坦然走向明天。

【注释】

[1]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四个讲清楚”。此次则系再次强调要求。

[2]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上册，东方出版中心2007年版，第271页。

[3]参看杨朝明《可叹的“‘空夫子’时代”——顾颉刚〈孔子研究讲义按语〉读后》，见《出土文献与儒家学术研究》，台湾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409～415页。

[4]分见李学勤《导论：走出疑古时代》，见《走出疑古时代》，长春出版社2007年版，第1～10页；李学勤《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见《新出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4～11页；李学勤《对古书的反思》，见《简帛佚籍与学术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8～31页。

[5]〔德〕卡尔·雅斯贝斯著，魏楚雄、俞新天译：《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7～9页。

[6]参见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5页。

[7]参见张京华《余论　中国何来轴心时代？》，见《古史辨派与中国现代学术走向》，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33～470页。

[8]参见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6～17页；顾颉刚《自述整理中国历史意见书》，见《古史辨》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35页。

[9]此说较早发端于西哲黑格尔，见黑格尔著、贺麟与王太庆译《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19页。而民国学者多有与其同调者，参见顾颉刚著、王煦华整理《孔子研究讲义按语》（见《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7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9页）及周予同《周予同经学史论·孔子》（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27～276页）。

[10]参看李济《安阳》，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中华书局2009年版；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前引李学勤《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王宇信、王震中等《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11]参见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版。

[1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襄汾县陶寺城址发现陶寺文化大型建筑基址》，载《考古》2004年第2期，第3～6页。

[13]参见高炜《龙山时代的礼制》，见《考古学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29～242页。

[14]［清］孙诒让：《周礼正义序》，见《周礼正义》，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页。

[15]参见彭林《〈周礼〉主体思想与成书年代研究（增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6]李学勤：《失落的文明》，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360～362页。

[17]张亚初、刘雨：《西周金文官制研究》，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44页。(www.daowen.com)

[18]［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六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204页。

[19]参见杨朝明《代前言：〈孔子家语〉的成书与可靠性研究》，见《孔子家语通解》，齐鲁书社2009年版。

[20]参见杨新勋《宋代疑经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版。

[21]钱穆：《国学概论》，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1～27页。

[22]金景芳：《孔子与六经》，载《孔子研究》1986年第1期，第15～25页。

[23]参见廖名春《帛书〈要〉试释》，见《帛书〈周易〉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91～119页。

[24]李学勤：《孔子与〈周易〉》，见《缀古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3～18页。

[25]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19～168页。

[26]参见杨朝明《代前言：〈孔子家语〉的成书与可靠性研究》，见《孔子家语通解》，齐鲁书社2009年版。

[27]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见谢维扬、房鑫亮总主编《王国维全集》第14卷，浙江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239页。

[28]参见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第174～175页；刘钊《郭店楚简校释》，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1～132页。

[29]杨朝明主编：《论语诠解》，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版，第141～142页。

[30]参见李学勤《清华简对学术史研究的贡献》，见《初识清华简》，中西书局2013年版，第145页。

[31]黄怀信：《由清华简〈尹诰〉看〈古文尚书〉》，载《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第66～69页。

[32]杨善群：《清华简〈说命〉考论》，载《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第67～71页。

[33]参见杨朝明《孔门师徒与原始儒家学派的构成》，载《出土文献与儒家学术研究》；杨朝明《代前言：〈孔子家语〉的成书与可靠性研究》，见《孔子家语通解》，齐鲁书社2009年版。

[34]参见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增订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9页。

[35]李学勤：《荆门郭店楚简中的〈子思子〉》，载《文物天地》1998年第2期，第28～30页。

[36]庞朴：《孔孟之间——郭店楚简的思想史地位》，载《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5期，第88～95页。

[37]参见吴龙辉《原始儒家考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颜炳罡《“儒分为八”的再审视》，见《儒林》第一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宋立林《“儒家八派”的再“批判”——早期儒学多元嬗变的学术史考察》，曲阜师范大学2011年博士论文。

[38]参见杨朝明《孔门师徒与原始儒家学派的构成》，载《出土文献与儒家学术研究》。

[39]参见杨朝明《孔门师徒与原始儒家学派的构成》，载《出土文献与儒家学术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