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王国维先生通观学术源流，提出“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27]的卓越论断。近几十年来，大量地下文献成批问世，带来了大量新问题与新认识，进一步印证了王国维先生的卓见。

首先，我们将新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进行对读，往往能使我们更有效地解决文献释读中的一些疑难问题。如《论语·泰伯》篇有孔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语，历来解释多扞格难通。而新出郭店竹简《尊德义》中有“民可使导之，不可使知之。民可导也，而不可强也”之文句^[28]，正可与《论语·泰伯》篇中的文句对应。两相对照，可见孔子的原意绝非愚民，而是指按照民众的恒常之性去教导，人民就服从命令；如果民众不服从命令，就要尽力去了解民性、民情，弄清其中的原因。^[29]同样，我们将新出土文献与相似或相应传世文献进行对照，也会有利于我们释读新出土文献。如新出郭店简《五行》中有“淑人君子，其仪□也”，“□”字难识，但该句显然来自《诗·唐风·鸤鸠》“淑人君子，其仪一兮”句，故此字当为“一”字。由此看来，在新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对照研究中，学者实应放开视野，自觉以孔子儒学全局为背景，将二者真正通贯认识。

其实，最引人关注的可能是，新出土文献以其原始性和近古性特征以及与传世文献相似或相近的关系，往往可直接证明某部曾被判为伪书的典籍实为真古书。就孔子儒学而言，马王堆帛书《易传》与今本《易传》，阜阳汉简《诗经》、上博简《诗论》与今本《诗经》，武威汉简《仪礼》与今本《仪礼》，郭店简、上博简与《孔子家语》《礼记》等文献的比较研究，均堪为典型案例。这些实例足以提示学界重新反思“伪书”公案以及相关的儒学史、思想史问题。

而且，进一步而言，新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比较研究不仅有助于证明传世文献的真伪，从更深层次看，还有利于推进学界对古书成书规律的认识。同时，在比较过程中，新出土文献也会“激活”一些原被忽略的传世文献或其一部分，从而使其发挥独特的价值，并使我们对相关文献的流传问题有更深层次的认识。对孔子儒学类文献的认识达到这一水平，同时也意味着对孔子儒学流传、衍化的轨迹、规律达到了一个崭新的认识水平。比如，近来学者对六经源流、孔子遗说形成与流传等的研究与认识，实际亦代表着学界对孔子儒学之形成、流传的最新研究和认识水准。(www.daowen.com)

但是，我们也绝不能忽视文献对照研究的复杂性。例如，新出清华简《尚书》类文献《尹诰》《说命（傅说之命）》等是研究《古文尚书》问题的重要新材料。清华简整理者认为，依据简本《尹诰》特别是《说命》三篇，可以认定梅赜所献本《咸有一德》《说命》为伪作。^[30]一些学者对此观点表示肯定。另有一些学者则认为，仅凭“惟尹既及汤咸有一德”一句，还不足以证明简本《尹诰》就是《缁衣》所引之《尹诰》，更不能证明简本《尹诰》就是真《咸有一德》^[31]；也有学者对清华简《说命》表示质疑，认为其文献质量偏低。^[32]

在我们看来，地下出土文献只是当时流行文献的残存，东周时期的《尚书》类文献的流传情况当远较我们所知的繁复。当时王室衰微，王官之学的下移、扩散使《尚书》类文献流传由原本相对一线的单传发展为多线多样、多本别传的多元状态。在此过程中，各国间不同的政治取向、地域文化以及阅读、抄写习惯等，都会对《尚书》文本的衍化、变异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就清华简《尚书》类文献与《古文尚书》的比较问题而言，亦必须首先认识到东周《尚书》流传的多元状态，即清华简是独立于孔门《尚书》之传以外的战国楚地传本。在当前研究中，简单地以清华简指斥《古文尚书》为伪，或据古文而质疑前者，均是基于战国时期《尚书》流传一元论的认识前提，显然与历史实际不符。因此，清华简《尚书》类文献与《古文尚书》间的比较应重在对照比勘，以尽早将各个文本真正读懂、厘清彼此间的源流关系，而非急于下孰真孰伪的最后判定。

质实言之，面对当代纷出不穷的出土文献，我们实应平心静气地将其与传世文献进行比较。在进行比较研究时，一要注意用整体的视野，即二者皆属于古文献，完全可以进行平和的“对话”；二要注意用历史、动态的眼光，即要在宏阔的历史进程中，动态地观看、认识、思考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差异。我们认为，这种观察方式实蕴含着对孔子儒学流传和相关儒学史问题的反思，对讲清楚儒学传统的意义绝不可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