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时空流逝，古代文明、文化、思想的研究往往主要依赖古代文献典籍，孔子儒学研究亦不能外。就孔子儒学研究而言，最重要的文献资料就是六经与孔子遗说。在学习古代典籍和历史文化的过程中，孔子屡屡感叹古代文明的博大、灿烂，并深深敬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些三代明王。为继承、弘扬先王的王道思想、礼乐之制，孔子精心整理《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悉心阐发其中的王道底蕴，以求有补于世。于后，孔子又以六经教导弟子，并用孝、悌、礼、义引导之。可以想见，孔子当日讲论的内容一定既有对经典的具体讲授，又包含对经典宗旨、内涵的阐释，更有孔子对社会、人生、未来等的深刻思考。而在孔子的弟子们看来，孔子论说的地位、价值已可与《诗》《书》等经典等量齐观，故他们积极记录孔子的论说，以备温习，而这就是《论语》《孔子家语》《礼记》《大戴礼记》等相关孔子遗说的最初来源。^[19]

从历史的角度看，自战国孟子、庄子、荀子，到汉代司马迁、班固，再到隋唐陆德明、《隋书·经籍志》之作者等，对孔子与六经的关系、孔子遗说的可靠性，均大致予以肯定。只是在宋代疑经思潮兴起后，部分典籍受到一定质疑，但宋儒志在卫道，故其所疑仍在一定限度之内。^[20]然至近代疑古风潮盛行后，孔子与六经之关系、孔子遗说的来源和可靠性均遭到颇为彻底的否定。如钱穆先生于《国学概论》中虽强调指出：“中国学术具最大权威者凡二：一曰孔子，一曰六经。孔子者，中国学术史上人格最高之标准，而六经则中国学术史上著述最高之标准也。”但他随后则分言，“《易》与孔子无涉”，“《春秋》诚有功于文献”而“不胜后儒之虚美”，“今传《诗》、《书》，出秦火之后，亦不复当时孔子诵说之旧本”，等等，实际上完全否定了孔子与六经之关系。^[21]对历史文化充满“温情与敬意”的钱先生如此，其他激进学者更无论矣。此时，尚被认为相对可靠的孔子儒学研究资料，仅余《论语》一部而已。甚至即便是论语，也被认为存在不少“伪章”或不可靠之处。

当孔子与六经之关系被完全割裂、大量孔子遗说遭到废弃之后，仅凭薄薄的一部《论语》，如何描绘丰实逼真的孔子？如何展示博大深邃的孔子儒学？于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竟出现了一个可叹的“‘空夫子’时代”。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地下文献的问世推动学界重新思考孔子儒学的资料问题。1986年，金景芳先生发表《孔子与六经》一文，重新肯定孔子与六经之关系，并称“孔子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主要应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而言，当然也包括《论语》及七十子后学遗说”，对孔子遗说亦做高度肯定。^[22]与此同时或稍后，在对孔子与具体各经关系的研究中，学者亦多持肯定性意见。如就孔子与《周易》的关系而言，马王堆帛书易传《要》篇记载“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槖”^[23]，并有孔子阐述《易》道的大段记录，可见孔子与《周易》的关系实不容否定，孔子确应为《周易》“某种意义上的作者”。就孔子与《春秋》的关系而言，李学勤先生针对杨伯峻先生于《春秋左传注·前言》中对孔子与《春秋》关系的否定意见，指出“孔子与《春秋》相关，或者更确切地说，孔子是《春秋》一定意义上的作者”。“孔子修改鲁史，成为传世《春秋》，自其本于旧作而言是‘修’，由其终成新书而言是‘作’，其间实无矛盾。”^[24]其解释足令前人所疑涣然冰释。已发表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25]中有《孔子诗论》一篇。《孔子诗论》是孔子关于《诗》的详细论述。我们可将其与传世文献对读。孔子与《诗》之关系亦获得进一步证明。(www.daowen.com)

我们在新出土的郭店简、上博简中，发现了大量与孔子弟子即“七十子”直接相关的文献，包括《缁衣》《五行》《性自命出（性情论）》《孔子诗论》《从政》等。这其中的不少内容属于孔子遗说的范畴，此亦从另一角度证实了传世孔子遗说的基本可靠性。利用新出土文献提供的资料和信息，前沿学者们重新思考《论语》《孔子家语》《礼记》等孔子遗说的形成、内涵、价值与流传，取得了许多崭新的认识成果，亦使学界对相关问题有了更清晰的认识。^[26]

事实上，六经与孔子遗说之间亦相辅相成，密不可分。若析论之，则孔子与六经之关系侧重孔子对古代文明、先王之道的继承、运化与传授，而孔子遗说则更侧重孔子的发挥与创新。二者实为一体之两面，共同贯穿于孔子儒学的形成过程中，皆为孔子儒学研究最基本的可靠资料。而厘清二者的这一关系特征亦是讲清楚孔子儒学渊源、内涵和流传的重要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