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七十年前，德国哲人卡尔·雅斯贝斯曾将孔子、老子乃至墨子、列子、庄子和其他诸子百家，列为世界历史“轴心期”的中国代表人物。^[5]此后，“轴心期”理论被众多研讨中国思想文化的学者激赏和引述。^[6]唯近来张京华先生从王官学与诸子学关系的角度，对此说提出强烈质疑。^[7]在我们看来，张先生的批评有其道理，但知人论世，卡尔·雅斯贝斯在“欧洲中心论”并未全衰而中国仍流行疑古辨伪思潮的背景下，将世界各大古老文明分列比较，将各文明之哲人代表等列齐观，其视野、眼光、境界仍自有卓越之处。这启示我们，在今日全球化的宏阔背景中，必须将中国古代文明与世界其他古老文明并列观照，并在此基础上，考察孔子儒学的历史意义与世界意义。只有立于这一高度，我们才有可能真切认识到，对中国古代文明与孔子儒学的研究和认识，系合之则双利，分之则两伤。

在这一点上，其实不乏沉痛的负面教训。在疑古思想盛行时期，大量典籍受到质疑乃至蔑弃，以致古史研究缺乏必要的史料支撑，从而出现了“东周以上无史”的论调。^[8]甚至在殷墟发掘颇丰、中国考古学取得初步成就之后，不少人亦仅是将殷墟时代作为中国文明的开始。在这一认识背景下，若能厘清孔子儒学的渊源、脉络及其内涵、境界，倒有点像甫出母腹即满头白发的老子，令人难以置信。事实上，当时孔子儒学亦大受矮化，孔子仅被人们看作一个教育家，其学说也被认为只是关于世俗伦理的教训。^[9]究其底里，人们确实无法想象，在文明演进不足千年的时空里，如何会产生孔子这样一位世界级的伟大思想家？

历史往往在曲折中前进，人类的认识亦往往在复杂的新陈代谢过程中发展。起步较晚、复经战争摧折的中国考古学虽间或步履蹒跚，却极大地推进了我们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认识和研究。^[10]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夏商周断代工程”将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以多学科交叉的方式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尤其是夏商周三个时期的年代学问题，终于对孔子孜孜向慕的三代之世亦即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的重要阶段标出了一个较前更清晰、可靠的时间尺度^[11]，其对孔子儒学研究的意义非同寻常且将愈益凸显。

在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发掘和研究中，更具深度且更令人感到震撼的可能是其中礼仪性、制度性的创制部分。例如，2003年，山西襄汾县发现陶寺文化大型建筑遗址。据考古发掘学者研究指出，其中的上层台基观测柱确有观日出授时的功能，证实了《尚书·尧典》“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的图景。^[12]又如，黄河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大汶口文化晚期、山东龙山文化、中原龙山文化、薛家岗文化、良渚文化等遗址出土的玉器、漆木器和某些特殊陶器，往往被少数显贵人物占有，表现了他们的特权，具有特定含义。据学者研究指出，这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原始习俗，而是形成中的或初级阶段的礼制，也就是说，早期礼制应形成于距今四五千年间的龙山时代。^[13]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证实孙诒让早已指出的周礼“非徒周一代之典也，盖自黄帝、颛顼以来，纪于民事以命官，更历八代，斟汋损益，因袭积累，以集于文武，其经世大法，咸稡于是”^[14]绝非虚语。亦唯其如此，周代的礼乐文明才会呈现出孔子所谓“郁郁乎文哉”（《论语·八佾》）的盛景。(www.daowen.com)

在此，还应特别提到《周礼》一书。此书原称《周官》，系以列官分职的形式，缕述周代的政治制度建制，关系周代礼制研究极巨。不过，此书历来颇有争议，以其成书年代问题而言，自汉代刘歆周公所作说至今人彭林先生主张的汉初成书说，竟跨迈千年以上。^[15]这其中显然存在较大的认识误差。但大致而言，在古史研究中，一般学者皆不否认《周礼》的基本价值，“总是在不同程度上引据《周礼》，罕有例外”^[16]。张亚初、刘雨则在对西周金文官职与《周礼》相关内容进行比较研究后指出：“《周礼》一书在其主要内容上是参照了西周官制的，《周礼》的作者一定是一位十分熟悉西周典章制度的宿儒。”^[17]此外，从《周官》六官分制的基本结构看，其与《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所述的少昊氏以鸟命官的结构，实际大有相似、相应之处，由此亦可想见，《周礼》所记之官制确应有其颇为古老的来源。故我们认为，《周礼》一书基本是以周代礼制为蓝本的，其所呈现的“盛水不漏”^[18]自是周代礼乐文明高度发展的结晶和表现。

概而言之，孔子之前的中国古代文明特别是周代礼乐文明确已达到相当高度。唯有在此宏阔背景和坚实基础上，才会有孔子与其伟大深邃的思想学说之产生。中国古代文明是孔子儒学的源头活水，而孔子儒学的博大精深亦正是中国古代文明之高度、广度、深度的集中体现。两者相辅相成，相形而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