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孔子研究院　崔海鹰

2013年11月26日，习近平到曲阜孔府考察，并到孔子研究院参观。在随后举行的座谈会上，习近平再次强调指出：

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1]

细读讲话，我们深切感受到，这“四个讲清楚”，是习近平总书记站在社会历史发展的新高度，对当前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继承和发扬工作提出的殷切期待和高度要求；这“四个讲清楚”，凝聚着习近平总书记和新一届中共中央的文化自信、理论智慧和创新勇气；这“四个讲清楚”，展现了新一代中国领导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温情与敬意、对历史与现实的深刻思辨，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积极探索。抚今追昔，我们深切感受到，在今日之中国，习近平总书记“四个讲清楚”的指示和要求令人兴奋、催人前进。(www.daowen.com)

在此历史性的时刻，作为孔子儒学的专业研习者，我们不由重温先贤柳诒徵先生的哲言：“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2]正如柳先生所指出的，以孔子为中心的中国儒学尤其是原始儒学实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体代表；同时，基于我国近百年来特殊的思想认识和学术研究历程，要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四个讲清楚”的期望和要求，首先应努力将孔子儒学的渊源、内涵与流传等问题“讲清楚”，进一步深化对孔子儒学的正本清源工作。

20世纪初，伴随国难加深与西方文明的强势侵压，源起宋代的疑经、辨伪风气因缘时会，迅速在思想、文化、学术领域蔓延开来，产生了深厚影响。由今视之，疑古辨伪固然能体现对历史、文化的反思和检讨，有其认识论上的进步意义；但疑辨过深过苛，就会造成大量典籍文献的“冤假错案”，客观上亦会助长历史虚无主义之风。在孔子儒学研究领域，许多原本可靠、与孔子及孔子弟子关系密切的文献、典籍被判为伪书或成书年代大幅置后，以致孔子儒学几乎无从可讲，孔夫子也受到严重“矮化”，甚至径直沦为“空夫子”。^[3]这一困局曾使我们对中国古代文明、文化、哲学、思想等之高度、广度和深度几乎无从清晰认识。

20世纪70年代以来，大量地下简帛古书问世，推动学界对疑古辨伪思潮进行反思。前沿学者更提出“走出疑古时代”“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对古书的反思”等学术理念。^[4]在此背景下，学界对孔子儒学的研究取得长足进步，对孔子儒学的高度、深度和历史地位的认识亦愈益清晰和深化。但是，我们认真对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讲清楚”要求，反思、检讨学术研究的工作与成果，应当看到：举凡孔子学说的渊源与内涵、孔子儒家的形成与传承、儒学文献的解读与论析等相关领域，无不存在着诸多不足与有待加强、深化之处，尚需进一步乃至长期的努力探讨。在此，我们不揣浅陋，结合“四个讲清楚”的内涵和要求，谨就继续深化孔子儒学的正本清源工作，从目力所及的几个方面，谈一些粗浅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