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上开始了中国化的进程。在既往的历程中，中国传统文化已经为马克思主义实现中国化提供了文化“前见”。没有这种期待视野，马克思主义既无法实质性地传入中国，更不可能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成功结合。早在1938年，毛泽东就强调说：“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15]问题在于，所谓的“中国特点”是由什么赋予的，又是由什么塑造而成的？除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它没有别的决定者。所以，谈到中国特点，其实也就是中国国情，我们只能到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中去寻找。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土地上变成“活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死的马克思主义”，就必须让其真正融入中国文化之中，使它获得中国化了的表征方式。因此，毛泽东指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6]

但需要指出，这种中国化并不是一劳永逸地完成的，而是一个开放的不断进行着的过程。哈贝马斯曾说：“现代性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如果套用这句话，那么也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样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实践相结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实践相结合，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21世纪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进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必将获得新的时代内涵和形式。但无论怎么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都必须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是由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的，而中国传统文化构成中国国情最深层的底色和最深刻的变量。从某种意义上说，读不懂中国传统文化，就把握不住中国的特殊国情；而不掌握中国的特殊国情，就无法进一步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中国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广阔而深厚的土壤。(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