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现代化的经济基础，市场经济是一把“双刃剑”：它既释放了巨大物质财富，极大地促进了物质生产力的空前发展，同时也导致了人的道德感的衰弱。近几十年来，中国社会的道德状况堪忧，道德滑坡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道德衰弱造成了社会信任体系的危机。而社会信任是人际交往的基本条件，其作用就类似于空气对人的作用。离开了信任，人与人之间起码的交往都不可能发生。齐美尔指出，没有人们相互间享有的普遍的信任，社会本身将瓦解。几乎没有一种关系是完全建立在对他人的确切了解之上的。如果信任不能像理性证据或亲自观察一样，或更为强有力，几乎一切关系都不能持久……现代生活在远比通常了解得更大程度上建立在对他人的诚实的信任之上。^[9]而道德是支撑一个社会信任体系的基础。

那么，道德滑坡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在现代性的语境中，道德之所以弱化，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现实的原因，又有学理的原因。就现实层面看，市场经济塑造的“经济人”具有利己动机至上和利益最大化诉求的特点，这必然导致人的自私。市场经济固有的“零和等局”的博弈关系，使得“利己”与“损人”无法剥离开来。这种反道德本性在现实生活中就表征为道德弱化。从学理层面看，自由观陷入误区，亦即真正的自由沦为虚假自由亦即任性，这是道德弱化的重要原因。康德把“积极的自由”作为道德大厦赖以建立的基石之一。马克思曾说：“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10]可见，自由同道德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然而，现代人的自由观出现了致命的偏颇。按照黑格尔的说法，“内在的必然性就是自由”；因为“自由本质上是具体的，它永远自己决定自己，因此同时又是必然的”。^[11]可以说，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亦即所谓的“积极的自由”。可是，在现代化的狂飙突进中，特别是随着市民社会的建构，这种自由逐渐被虚假的自由代替。这种虚假的自由就是现代人的任性。黑格尔指出：“任性的内容是外界给予的，并不是基于意志本身，而是被意识到以外在环境为根据的。”因此，“任性却不是自由的本身，而首先只是一种形式的自由”，或者说，它“只是一种主观假想的自由”。^[12]在黑格尔看来，任性的决定有时可能也符合真理或正义，但那不过是凑巧而已，它并不具有任何必然性。这种任性的形成有其相应的世俗基础。黑格尔认为，在古代，主观性还没有达到无限的意义，但是到了近代，“具有私人利益和特殊嗜好的偶然任性”就变成主导原则了，以至于“近代人偏执地追逐其主观的目的”^[13]而难以自拔。其实，黑格尔在这里已经触及任性的世俗基础。对此，马克思做了更深刻的揭示。他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尖锐地指出：“私有财产这项人权就是任意地、和别人无关地、不受社会束缚地使用和处理自己财产的权利；这项权利就是自私自利的权利。这种个人自由和对这种自由的享受构成了市民社会的基础。”^[14]这个意义上的“自由”，被马克思称为“私人任性”。矫正这种虚假的自由，诚然需要世俗基础层面的深刻变革，但文化观念的影响也是一个不可忽略不计的因素。中国传统文化从人的固有本性出发建构的自律观念，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满足摆脱“任性”的学理诉求。(www.daowen.com)

积极的自由属于信仰的领域。因此，道德的重建和拯救归根到底取决于信仰本身的重建。道德危机归根结底折射着信仰的危机。如何才能重建信仰？需要注意，信仰是养成的，不是学成的。要形成坚定的信仰，必须营造一个孕育信仰的适宜的文化氛围。在此意义上，信仰危机说到底不过是文化危机。所以，为了扭转“礼崩乐坏”的局面，就需要从最原初的工作做起，即为孕育坚定的信仰建构必要的文化条件。建构这种文化条件从根本上说就在于恢复中国传统文化的道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