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马克思的说法，随着“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现代化“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在这种全球化亦即深度现代化的背景下，民族的片面性、狭隘性、自足性日益成为不可能。西方文化以其特有的进攻性和同化能力，展现出强烈的“文化帝国主义”性格，使得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多样性格局受到空前的挑战。正像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指出的，“西方社会的扩张和西方文化的辐射已经把其他一切现存文明和一切现存原始社会卷进了一个囊括世界的西方化范围之中”^[8]。文化全球化导致的文化匀质化，使非西方民族和国家的文化面临着被西方文化的霸权话语支配和同化的命运。中国做了西方的近两百年的“学生”，“走西方人的路”成为渗入国人深层观念的先入为主的成见，甚至变成一种文化上的准本能和集体无意识。更深刻的在于，它所改变的不仅仅是个别判断，而是国人的整个文化心理结构和价值偏好。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至于思维方式都存在着被西方文化全方位“格式化”的危险。因此，如何防止我们的本土文化被西方文化同化，就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任务。

其实，民族首先是一个文化学概念，倘若一个民族特有的文化传统荡然无存了，那么这个民族也就名存实亡了。这正是当年现代新儒家们的文化焦虑所在。如何在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保有中国文化的根性？如何捍卫中国本土文化的独特标识？这的确是日益现代化和全球化的中国必须直面的问题。所以，自觉地强化中国文化的固有特质，以凸显被西方文化遮蔽掉了的中国性，就成为当今时代我们所不能逃避的任务。完成这一任务离不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觉守望、呵护和捍卫。其实，对于人类的生存来说，文化多样性就像生物多样性一样重要。如果说生物多样性为人类的生存提供硬环境，那么文化多样性则为人类的生存提供软环境，两者缺一不可。文化多样性的维系有赖于文化民族性的保持。在此意义上，守护中国文化的特质，以避免中国文化被西方文化同化，就具有了更广义的价值。(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