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化的狂飙突进中，我们面临着文化身份辨识的困惑和文化认同危机。同西方民族的现代化相比，非西方民族的现代化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它作为“外生性的现代化”，不仅要实现时代性转换，还存在着民族性转换的问题；而西方民族的现代化，作为“内源性的现代化”，不存在民族性的转换问题。这也正是非西方民族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经历西方民族所不曾有过的“痛苦”的重要原因所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把现代性的同化作用刻画得淋漓尽致：“资产阶级（即现代性的历史主体——引者注）……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1]它所造就的“世界历史”之后果，就是“使东方从属于西方”，从而使“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从某种意义上说，非西方民族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就是被异己的他者文化置换的过程，就是通过文化移植而被其同化的过程，从而表现为“去本土化”。这正是“现代化”（moderniza⁃tion）之所以被等同于“西方化”（westernization）的历史原因。因此，非西方民族的现代化就不可避免地遭遇文化自我丢失的命运。

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它所属的文化及其传统具有双重维度：一是本体论维度，这个维度上的文化就是民族自我的建构者，或者说就是民族自我本身。在此意义上，文化及其传统是无法作为客体被对象化的，从而既不能对其做出评价，也不能对其加以切割和选择。二是认识论维度，这个维度上的文化则是能够被对象化的，可以被评价，也可以对其做出分析、加以择取。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文化的本体论维度往往被其认识论维度给遮蔽掉了。这是我们之所以陷入误区从而导致文化认同危机的一个重要的哲学上的原因。我们仅仅从“传统文化”的角度去看待文化，却忘了从“文化传统”的角度去看待文化。庞朴先生明确地区分了“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这两个概念，指出：“所谓文化传统一般是指民族的、支配千百万人的这样一种观念和力量，那样一个习惯势力或者说那样一个惯性，它是人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所遵循的那么一种模式，人们遵照它而行动，但是又不能意识到它的存在的这样一种精神力量。说得最抽象的就是那个‘道’，‘形而上者谓之道’的道。”^[2]可见，他对所谓“文化传统”的界说，基本上就是“文化”本身的定义。既然如此，文化传统于人而言也就必然具有本体论的意义，因为人与文化是相互诠释的，文化对人来说具有本然的、始源的含义和性质。而“传统文化是指具体的文化，或者是物质的或者是精神的”^[3]。庞朴认为，“传统文化是一个死的，而文化传统是在你的观念里边在你的行动当中支配着你的观念和行动的那个活的东西”^[4]。可见，文化传统就是人的文化模式本身，它是“活”的，是“现在进行时”的；传统文化则是具体的文化要素，是“死”的，是“过去完成时”的。如果说“文化传统”属于本体论维度上的文化，那么“传统文化”则属于认识论维度上的文化。现代新儒家之所以要求人们对中国文化作生命观，其实质就在于试图祛除自晚清以降特别是五四以来对本土文化的本体论维度的严重遮蔽，以凸显其作为本体论维度的意涵。(www.daowen.com)

文化认同危机乃是非西方国家在现代化的狂飙突进过程中必然遭遇的命运。在现代化的语境中，传统文化总是被当作落后的、愚昧的、不开化的东西而被弃之如敝屣。对于非西方国家来说，现代化既体现着文化的时代性差别造成的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冲突，又体现着民族性差别造成的东西方之间的碰撞。现代化不仅意味着告别传统，而且意味着告别本土文化。所以，同西方国家相比，东方国家有其格外的文化焦虑和文化痛苦。“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这些问题突然之间找不到答案了。现代化的主体失位导致了现代化的最大吊诡。在某种意义上看，对于非西方国家而言，可谓是现代化本身把现代化的主体解构掉了。究竟是“谁的”现代化，又是“为谁”的现代化？这一现代化“迷茫”，正是当年熊十力、梁漱溟、钱穆等先生的文化困惑所在。在人们的一般印象中，梁漱溟无疑是一个拒绝现代化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形象，其实这多少有些误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梁漱溟传记的作者艾恺把梁漱溟视作“亚洲反现代思想家中最为精深的一位”^[5]。其实，在20世纪80年代初，晚年梁漱溟对中国现代化持相当乐观的态度，他说：“我是觉得时代走到这个时候、走到现在这个时代在所难免，可能慢慢好一点。……单就着中国说，就比从前好。现在不是有两个口号，一个叫民主，一个叫法制，现在很提倡这个。”^[6]当艾恺对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将丧失传统文化表示忧虑时，梁漱溟却很淡定而自信。梁漱溟说：“拿民国初年跟清末比，已经都变化了，更破坏了。可是尽管破坏，中国人还是中国人，他还有一种中国人的气味吧，中国人的风俗习惯。”所以，“这样子说，讲不能保存是早已不保存了，并不是今天。可是讲到保存的时候，一直到今天也还是在保存中”^[7]。事实上，梁漱溟并未拒绝现代化，他拒绝的仅仅是西方化的现代化，他试图寻求在中国本位文化基础上内在地生长出来的现代化。实现这样的现代化的前提就是必须先行地实现文化自我的主体性重建，由此决定了不能不进行一番文化上的“寻根”。而只有传统文化，才能为我们重建文化认同提供最原初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