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文化的源头也是多元并发的，三代以来逐渐形成了以华夏为主体的多元文化格局。西周的礼乐文化是中华文明早期的集大成之作，它本身就具有很强的综合能力，是由“隆礼敬德”的礼制和《尚书》《周易》两大哲学文献组成的体用兼备的完整思想文化形态，并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本路向，是其后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理论源泉。到了“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春秋时代，宗周礼乐文化与晋、齐文化结合而有法家，与荆楚文化结合而有道家，与东夷文化结合而有儒家。这三派中唯有儒家特别重视“和”。孔子提出“和而不同”，在“中庸”思想的指导下，以“仁”“礼”为两大支柱，来构建自己的整个学说体系，以“和”的文化观初步对尧舜三代以来春秋之世的思想文化进行了一次整合。儒家在处理自己与道、法的关系时，也以这种文化观为依据，在争辩中求同，在求同中发展。孔子之后，儒家在战国时代产生了两位思想巨子——孟子和荀子。孟子主要发扬孔子重视道德修养内在制约的“仁”的一面，形成心性之学，其极端可以和道家相通；荀子主要发扬孔子重礼乐教化外在制约的“礼”的一面，形成礼义之学，其极端可以和法家相通。先秦儒学始终以道法为界限，又援两学以为用。到了战国中后期，以齐稷下学宫为中心，儒、墨、道、法、名、阴阳各派又经过百家争鸣，互攻互取，产生了黄老学派、管子学派等综合融汇、特色明显的学派。到了战国末年，各流派兼综和合的趋势更为明显。《吕氏春秋》是这一趋势的又一产物。该书是秦国富有政治头脑和远见卓识的宰相吕不韦召集各学派人才有计划、有目的精心编撰而成的，试图综合先秦诸子，以在思想上为秦的大一统提供理论准备的著作。该书以儒、道为主，兼及名、法、墨、农、阴阳各家，并以自己的思路综合整理，构建了涵盖天地万物古今之事的基本框架，并在消化各家思想后提出了自己对天文、地理、政治、经济等的见解。

在中国的思想文化发展史上，即使某一学派内部，也是依据“和”的精神进行综合融汇的。如先秦儒学，到了荀子手里，就形成了一次大的综合。荀子处于百家争鸣的晚期，诸子的思想均已充分展开，荀子曾在齐稷下学宫“三为祭酒”“最为老师”，有条件接触各家著作，有条件与当时的其他学派进行学术讨论，这使他有条件成为先秦儒学的集大成者。在《荀子·非十二子》篇中，荀子对各家进行了批判总结，取其长，剔其短，熔于一炉，显示了统一百家的气派，并企图为当时政治统一的历史大势提供理论指导。他以儒学为本，综合各家之长，建立了自己的儒学思想体系，在中国思想史上开创了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兼容各家思想的有机生成和进化道路。

汉代是先秦诸子融合最终完成的时代。汉初推行使经济文化得以恢复的黄老之学，取得了显著成绩。董仲舒以儒家学说为基础，实际上大量采用道、法、阴阳思想和治术，为西汉统治者制定了长远的统治方略，使中国政治文化的整合得以完成，建立了其后运用达两千余年的阳儒阴法、德礼刑法兼治及王霸道杂之的中国封建社会主体政治文化模式，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十分巨大、深远。

总之，“和”是中华文明的基本精神，是中华民族不懈追求的理想境界。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是中华文明在“和”的传统中发展出的两种优秀品格。带着这两种品格，中华文明无论是面对压力、挑战还是欢歌、笑脸，无论是面对内部的紧张还是多元文明的竞争，都会发挥出其潜在的力量，让古老的文明传统在现代社会焕发青春，铸造出刚柔相济、纵横捭阖、张弛有度、伸缩有余的新中华文明形态。与此同时，这也是以中华文明为基础，为塑造人类新文明做出贡献。(www.daowen.com)

【注释】

[1]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