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神学家把基督教的《圣经》视为“净化灵魂”的经典，可是斯宾诺莎认为它是以神学形式讨论政治的典籍，故以《神学政治论》一书阐发其独到见解。然而，儒家的《大学》开宗明义就说自己是“成就大人的学问”，属于政治哲学，即“经世济民”的学问。尽管《大学》中有明显的“修身”旨趣，但是“治国”特别是“平天下”乃为“修身”的目的。因此，儒家“成圣成贤”的“大人”之学，既不以“好奇之心”为限，亦不以“净化灵魂”为宗，本质上乃独具特色的政治伦理，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者，乃合内外之道、由“实心”启动的“实政”，即道德政治学或政治伦理学。其与“实心”的区别在于：“实心”偏于知识的伦理性，类似于儒家的“德性之知”；“实政”偏于政治的伦理性，类似于儒家的“王道仁政”。

由“实心”开创出的“实政”虽然可以称为“王道仁政”，但其政治伦理的道场在“家国天下”，须由“齐家、治国、平天下”得以彰显，即其实政性显现于中国社会的治理实践。王夫之曾言，中国之所以为一连续不断的社会实体，俱见于其稳定的社会结构和治理体系：

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世其位者习其道，法所便也；习其道者任其事，理所宜也。法备于三王，道著于孔子，人得而习之。（《读通鉴论》）

从历史事实、社会制度治理的有效性看，“郡县之制”就是“实政”，是中国社会古今上下“安身立命”的“道理”，是借夏商周三代圣王而阐发的“孔孟之道”。“郡县制”形式上是秦始皇推行的社会制度，而且大秦国祚不过十六年，但是，“郡县”由于“汉承秦制”而延续了两千多年，其中自有道理。这道理就在于“郡守县令”便于以“亲民之官”的身份“执守”中央的决策命令，既可使政策落地实行，又可使反馈政策的情况更可信，同时又可利用中央决策层进行有效调整。这与周代封建制下诸侯各自为政甚至“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礼乐征伐”相比，更有实效。秦汉后的儒家学者称此“郡县父母官”之制为“实政”，其特点是以“仁义”为“实心”。它既矫正了周制的“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的“礼崩乐坏”的“天下无道”政治，又克服了秦之“郡县制”中“仁义不施”的“霸道”，使“实心”和“实政”相互统一。秦之“郡县制”经过汉之“儒家意识形态”的改铸而在中国稳定施行两千多年，这便是“汉承秦制”的完整含义。秦国祚短暂，而“郡县制”的继承者“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的有效治理，使“王道仁政”的理想在“实心”与“实政”层面得以落实。

历史学家陈寅恪曾说，秦代的制度与汉唐的法律都是儒家思想的社会实现形式。这比一般观点仅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和法制“禁奸止邪”来区别儒法、辨析“王道仁政”和“霸道暴政”要高明许多，至少是从学术谱系和社会治理历史方面揭示了“阳儒阴法”之间的互补关系。他在为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写的《审查报告》中说：

儒者在古代本为典章学术所寄托之专家。李斯受荀卿之学，佐成秦治。秦之法制实儒家一派学说之所附系。《中庸》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即太史公所谓“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之“伦”），为儒家理想之制度，而于秦始皇之身而得以实现之也。汉承秦业，其官制法律亦袭用前朝。遗传至晋以后，法律与礼经并称，儒家《周官》之学说悉采入法典。夫政治社会一切公私行动莫不与法典相关，而法典为儒家学说具体之实现。故二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关于学说思想之方面，或转有不如佛道二教者。^[4](www.daowen.com)

对陈先生这段高论，我可以做一点发挥：儒家“天下为公”的“王道”理想，经过韩非和李斯的推动，在秦始皇那里变为“大一统”的现实，这是主观精神“实心”与客观制度“实政”之间的辩证关系。陈寅恪不像所谓“历史唯物主义者”那样，认为“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客观事实证明《中庸》的思想是其客观的反映，故《中庸》乃为秦汉后的经验之作。因此，史学家陈寅恪与“历史唯物主义者”相比，更像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承认儒家思想对社会现实的指引和激励作用，而坚持《中庸》为后出伪作的“历史唯物主义者”更像“机械唯物主义者”或“客观独断论者”，只死扣住“主观精神来源于客观物质”之类的教条。

再者，表现“王道”精神的“仁政”，按照儒家“仁者爱人”“使民以时”“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的思想，必须落实为一种生民利民的制度，“儒家学说悉入法典”就是体现“王道”的“仁政”，即“阳儒阴法”，而落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者，就是“郡县制”下的“亲民之官”或“父母官”：“牧令乃亲民之官，以保赤子之心为心，则一邑治，即推之天下，而天下无不治。”^[5]“赤子”是借用生命质朴与自然无助的性质表达“百姓子民”，他们的“心思”自然是得到“父母官”的慈爱和养育。“牧令”或“守令”既是“父母官的权力”，也是“父母官养育子民的责任”。子民不是“父母官”滥施淫威的对象，而是“父母官”的政治前提：如果没有履行好牧养子民的责任，“父母官”就应该以“弃养罪”论处，褫夺其对子民的监护权。

另外，对百姓子民的“牧养”不仅是“父母官”的“良知”和“实心”，而且也是他们的“应尽责任”和“实政”，在朝廷中央层面是“王道仁政”，在社会治理层面则是“知行合一”，用现在常讲的话叫“政策落地”“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问题”“让人民群众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这就是“实心”必须见诸“实政”，这就是中国“郡县制”下的行政官吏被称为“父母官”或“亲民之官”的原因。这首先是个行政为民的政治伦理意识问题，其次是个行政作风和能力问题，是“勤政爱民”与“行政惠民”、“视民如子”与“视民如伤”的统一性问题。宋代中央派文人到基层单位如州、府办事，现要求他们“知某州事”“知某府事”，然后才能施行政策，所以“知州”“知府”是先从办事的伦理意识上要求行政官员，照王阳明对“致良知”的解释：

盖“知天”之“知”，如“知州”“知县”之“知”，知州则一州之事皆己事也，知县则一县之事皆己事也，是与天为一者也；事天则如子之事父，臣之事君，犹与天为二也。天之所以命于我者，心也，性也，吾但存之而不敢失，养之而不敢害，如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者也：故曰“此学知利行，贤人之事也”。^[6]

“知州”“知县”是从一州、一县的具体事务上证实“亲民之官”的“良知”，其所谓“致良知”亦即“学知利行”，“养之而不敢害”是惧于“伤天害理”的生命伦理戒律，这些都是“实心”与“实政”的结合和施行。相反，知而不行，那个“良知”就会产生缺陷，所以，王学后人钱德洪常以“实心磨练”“行著习察”警示自己，以免坠入“良知”之空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