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从战国时期（前475—前221）开始，一种新的政治体制从旧体制中逐渐脱胎而出，这就是以皇权为代表的中央集权制度。

这种政体一方面以帝制为核心，另一方面，在地方上实行郡县制。郡县的长官不再是世袭领主，而是由君主委派的官员。这有两个重要意义：一是在国家制度中，地域关系取代了血缘关系，使中国由早期的部族国家转化为疆域国家；二是职业官僚取代了世袭领主，使贵族政治转化为官僚政治。在这种体制下，秦和西汉实行郡县两级制，东汉实行州郡县三级制。

与秦汉相比，唐代的君主集权制度有些变化。唐代统治者实行科举选拔人才，重视思想文化的内外交流，不断发挥境内各民族融合所产生的文化创造力，促使儒、佛、道发展与会通，将中华古代文化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唐太宗李世民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两宋时期，皇权不断强化，选官制度日益完善，书院成熟，中华文化（含科学技术）更加普及与深化。辽金元时期，政治、法律和选官制度各有特色；当时的统治者采用了汉民族的治国理政方略。明代君主专制继续加强，体制弊端更加突出。清代的君主集权制度曾使国力得到提升，保卫了中国的疆土，并使文化传承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可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面对殖民主义入侵，清朝逐渐沦为一个丧权辱国的腐朽政权，失去了生机与活力。1898年戊戌变法被皇权中的顽固势力扼杀以后，自上而下进行革新运动成为幻想，敲响了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的丧钟。(www.daowen.com)

中国的君主集权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有利于维护中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安宁，特别是其中的科举选官制度扩展了统治集团的社会基础，为不同阶层的人开辟了入仕途径，形成了由下层社会到上层社会的政治通道。科举制度将教育制度与选官制度结合为一个整体，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上层官员队伍的知识和道德水平。

科举制能够长期实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儒学自始至终是它的主要思想文化资源；科举制中的每个环节都和儒学密不可分，同时科举制也促进儒学与时俱进，两宋时期新儒学（即理学）的兴起就和科举制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宋神宗时起，儒家经学成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这个原则长期未变。从中国的历史中可以看到，儒家经学为不平等社会里的“各色人等”找到了一些平衡点。皇权统治以经学为武器，而民间也以经学作为维系社会关系（含宗法关系、人际关系等）的价值准则。历代的官方版刻经籍、社会启蒙读本、民间乡约村规、家规家教，在思想观念上都同儒家经学有关。这种思想上的凝聚有利于中华文化的传承发展。

总起来说，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有法制，但它不是“法治”（法治的核心应当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皇权把法制作为治民治吏的手段，而皇帝及其家族则凌驾于法制之上。正因为如此，同一政治体制在不同的皇帝手里，可以有不同的效果，一治一乱有天壤之别，这充分反映出人治的弊端。明、清之际的一些史学家对此有过深刻的论述。这种政治体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民（主要是农民）与皇权及其支柱之间的阶级矛盾，当农民难以生活下去时，便揭竿而起，这就到了改朝换代的时候。不过，朝代的更替未损害中华文化，后一朝代基本上继续使用前一朝代的政治体制，在文化上其主轴仍然是儒家思想学说（少数民族建立的中央政权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