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开设《近代中国女性、战争与革命》本科生通识选修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中国近代妇女史的基本理论，通过案例研讨等方式，增进学生对“晚清女性与社会”“民初女子参政运动”“五四时期的妇女之声”“民国时期的女明星与大众娱乐生活”“性别、战争与国族主义”等五个专题领域的了解。在理论教学方面，本课程选取的教学素材，皆取自教师本人的学术研究专长，因此可以有效地将科研实践融入本科教学过程。重要的是，通过对于近代中国妇女史的理论学习，将之作为观察近代中国变革的一个重要窗口。这缘于女性既可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也可成为切入历史场域的凭借。透过知识女性的生命历程，管窥近代中国社会的一个个侧面，一层层问题，可为理解和阐释时代转型与历史变革提供多维的视角与立体的空间。从性别研究的角度出发，解读近代中国政治、思想与社会的密码，将有助于我们拨开历史风云的重重迷雾，还原男性世界以外更为细腻立体的生活形态。

近代女子教育发端以来，传统社会“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逐渐出现了松动的表征，各种新式与现代的女性观念随之萌芽，催生了近代知识女性群体的诞生。在“众声喧哗”的时代里，本课程《近代中国女性、战争与革命》精心选取近代中国十位具有典范与代表性的知识女性，分别是吕碧城（女教育家）、秋瑾（女革命家）、唐群英（女权运动领袖）、张竹君（女医师）、胡彬夏（女报人）、马振华（女教师）、王人美（女影星）、冯铿（女作家）、关露（女间谍）、王光珍（女导演），通过解读其生命侧面，探讨近代中国事件、文本与社会镜像中的性别文化转型诸议题，从而建构“娜拉的长歌”与知识女性的文化谱系。

第一，讲述“女编辑”吕碧城与晚清女性生存空间之开拓。吕碧城是近代中国妇女运动史上影响卓著的人物，既有“近代女词人第一”的美誉，又因任职于《大公报》成为中国第一位女编辑，同时还是第一所公立女学堂的创始人。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她凭借在《大公报》担任编辑的成就，开启了女性从事报刊编辑职业的先河，使晚清社会一度呈现出“绛帏独拥人争羡，到处咸推吕碧城”的魅力景观。她以《大公报》为平台传播女性解放主张，为女性谋求自我解放与民族解放的合一，提供了崭新的路径。若分析吕碧城何以凭借《大公报》编辑的身份，进入公共视野并迅速崭露头角，实与京津文人圈中英敛之、傅增湘、方药雨、樊增祥、严复、袁世凯等人“众星捧月”般的推崇不无关联。换言之，吕碧城对于晚清公共空间人际网络的融入，是声名鹊起的重要因素，由此亦可窥见晚清女性解放的历程，不单是孤身奋战的自我运动，更是在“男女共进”中成就社会事功。

第二，探究“女革命家”秋瑾的“纷纭身后事”，尤其通过考察秋瑾迁葬管窥多重历史图景的民国元年。近代中国知识女性群体诞生于晚清时期，女性启蒙任务与民族国家解放进程互为表里。“女革命家”秋瑾就义后的“纷纭身后事”可管中窥豹辛亥革命时期的政治文化语境，1912年烈士纪念的热潮催生了各地秋瑾纪念活动，秋瑾灵榇从湖南至浙江的迁葬被赋予了“政治化”的色彩。为争夺秋瑾“革命女英雄”的符号，湖南与浙江围绕安葬地点展开了电报拉锯战，前者出于传统妇女礼俗与家属情感因素的需要，后者基于革命宣传和增进共和认同的需要，致使家族私人领域的安葬事宜被卷入到了社会瞩目的公众化范畴。在秋瑾灵柩迁移途中，各地女学生与女性团体跻身其中，以表达女性的声音及参政诉求。孙中山、黄兴拜谒秋瑾，则意在借助秋瑾生前身兼同盟会、光复会双重党籍的特殊身份，达到调和两党政见、整合党派力量之目的。次年，秋墓遭受降低规格的背后，隐藏着革命党人与袁世凯政府关系的逆转。

第三，讲解唐群英与民初的女子参政运动。在秋瑾纪念活动蓬勃开展之际，民初女子参政运动却步履蹒跚。“女权运动领袖”唐群英为争取女子政治权利奔走于国民党、旧立宪派与袁世凯等各方之间。然而，1913年2月16日，唐群英因《长沙日报》刊登的一则与郑师道结婚的虚假广告而砸毁报馆的暴力行为，不仅致使其“英雌”形象遭遇了“陷落”，还被社会斥以“女德有缺”，成为男性同盟者否定女子参政权的言说凭借。由于民初报刊“谐趣化”的风格转型，“唐、郑婚变案”在文学叙事中被演绎为一段“艳史”和“丑史”，唐群英被塑造为“多情”“泼辣”等反面角色。透过历史与文学双重场域的对照，“英雌”被“妖魔化”的背后，隐喻着女性被视为革命中男性从属者的政治逻辑，男性精英在对待妇女解放问题上的功利化取向，男女两性认识“尽义务”与“享权利”关系的差异，以及“发乎情止乎礼”的性别规范。

第四，解读“女医师”张竹君的性别解放的“中间路径”。并非辛亥革命时期每一位知识女性皆投身沙场与参政浪潮，“女医师”张竹君颇显冷静。既不同于“女子参政”，也有别于“女子回家”，张竹君致力于以培育女子“自立之学”为核心的“中间路径”理论与实践，包括以“合群”为动力、以实业为基础、以医学为特长，作为取得经济独立、人格平等、政治权利的前提与保障。在武昌起义中，基于对女性生理局限难堪军旅重负的认识，张竹君虽组建“赤十字会”，但只限于伤兵救济而非决斗疆场，并谢绝参与民初政坛活动，以慈善事业为志。这种既逾越家庭的困守，又超然于政治的场域，且立足于女性社会价值的启蒙思想，彰显出张竹君对“女学”与“女权”何者为先的前瞻性理解，以及对于父权制的本质女性解放话语的警惕。借助“拟态环境”的传播学理论，检视百余年来张竹君人物形象的变迁，可知在革命与女权话语的影响下，后人对其“女革命家”“女权运动者”的角色演绎，逐渐消解了“女医师”的历史本相。

第五，介绍“改良家庭论”的首倡者、《妇女杂志》主编胡彬夏。民初女子参政运动“昙花一现”，“贤母良妻”的复古声浪甚嚣尘上。为调和女权启蒙与民族国家话语的内在矛盾，担任《妇女杂志》主编的“女报人”胡彬夏汲取“留美经验”，提出一套“改良家庭”的论说，关键在于通过普及教育与大学教育，造就良善的“新贤母良妻”，重视女性在家庭中创造财富的社会转化，只是与男性“生利”的场域不同。在她看来，改良家庭乃改良社会的起点、振兴国族的基础，绝非传统“妾妇教育”的移植。这种基于女性外在生理特征与内在道德特质的理论认识，凸显了独特的性别认同，有助于男女两性在建设现代文明家庭与民族国家中的共赢。并且，“改良家庭论”与秋瑾的“革命论”、唐群英的“参政论”、张竹君的“从医论”，从不同层面切近了清末民初女性启蒙的多元话语谱系。同时，胡彬夏对于女性与家庭、母亲与儿童关系的阐释，为五四女作家“家”观念的文学叙事提供了一个溯源的通道，并为走出家庭的女性解决“家事”与“职业”的冲突提供了经验借鉴。(www.daowen.com)

第六，通过自由恋爱悲剧的牺牲者马振华，探究五四时期妇女解放的程度与限度。沐浴五四新文化的春风，旧式贞操观遭遇批判，奏响了大学男女同校、社交公开、结婚自由、离婚自由的妇女之声。至于后五四时期女性社会生态如何，可从1928年3月16日的“女教师”马振华自杀案中窥见一二。马振华因男友汪世昌怀疑其非处女之身而投黄浦江自尽，引发时人“回看五四”的论争。各方认为“情死案”表面是“缺乏友谊基础的恋爱”“畸形的男女社交”“未能破除的贞操观”“生理学知识建构的不足”所致，实际根源于传统社会性别制度的牢不可破，由此呼吁建设新性道德的堡垒，解放束缚女性伦理的“三面铁网”（父权、夫权、男权）。不同于家父与女性同胞的怜惜悲悯，男性精英还将“马汪故事”加工改写，赋予商品化符号，搬上戏剧舞台与电影银幕。性别、媒介与消费的纵横交织，展现出20世纪20年代大上海光怪陆离社会文化风貌的侧面。

第七，从银幕内外的歌舞、演艺与健美三个维度，解读“女影星”王人美。伴随着大众休闲与娱乐生活转型，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上海催生了一批混迹于酒吧、舞场、咖啡馆的“摩登女郎”，同时涌现了以殷明珠、杨耐梅、王汉伦、阮玲玉、胡蝶等为代表的电影女明星，改变着现代都市民众的价值观念和品味取向。从黎锦晖“明月歌舞团”到走向影坛的“女影星”王人美，进驻联华影业公司，经由左翼电影家孙瑜、蔡楚生的包装培育，以“反摩登”“反现代”的本色出演，成功被大众文艺制造出“野玫瑰”“野猫”经典形象，凭借其优美的舞姿、嘹亮的歌喉、流利的普通话，在无声电影向有声电影过渡之际独领风骚，主演的《渔光曲》也成为中国第一部斩获国际大奖的影片。在银幕以外，王人美通过竞技、游泳、打猎等健美运动，区别于“摩登女郎”的病态美、人工美，引领了女性健美风尚对健康美、自然美的追求，满足了城市小资产阶级“反都市化”的乡野想象。随后战争风潮的来临，不可避免地冲击着她的歌舞、演艺与健美生涯，致其陷入职业危机与情感生活的顿挫。

第八，在苏维埃革命疾风骤雨的背景下探讨“左联五烈士”冯铿。“女作家”冯铿是“左联五烈士”中唯一的知识女性，出生于风气闭塞的广东潮汕地区，一度栖身在小资产阶级爱情诗与田园诗的创作园地，并见证了中共早期的农民运动，大革命失败后转向革命的熔炉，迈向现实主义文学道路，并于1930年作为“左联”代表出席全国苏维埃区域大会。其中《红的日记》是现代文学史上最早反映红军与苏维埃革命根据地斗争的小说。本讲拟探讨冯铿与左翼女性的从军想象，意在揭示以“忘记性别身体”的拟男化方式跻身革命，在女性政治权利缺失的年代将附带怎样的窘境与迷惘，舍弃恋爱梦、放弃生育责任、否认社会性别差异，又在革命队伍中隐藏着哪些性别身体的冲突，阶级解放、民族解放是否径直意味着性别解放的完成，此外冯铿的文学遗产如何反映出早期苏维埃革命的战斗经验，以及理想激情与流血现实之间的变奏。

第九，透过红色“女间谍”关露的传奇人生，分析性别、战争与国族主义的书写与变奏。近代中国不少知识女性将投身民族救亡视为建构女性主体性身份的重要路径，由此女性解放与民族国家解放呈现出同构性的关系。然而，囿于“女间谍”关露的特定身份与使命，她所从事中共地下党工作，一度被误认为“女汉奸”，这不免与同时期女性解放集体性叙事之间出现了错位的悖论形态。关露曾为风靡上海滩的左翼女诗人与呼吁民族革命的旗手，1939年冬至1945年间先后受命潜入汪伪特工总部，策反特务头目李士群，并以日本女权主义者佐藤俊子主编的《女声》杂志为掩护收集情报，巧妙动员沦陷区妇女应对战时危机，寻求女性主义与爱国主义的暗合关联。承受着精神重负的关露，在潜伏期间创作的“疾病”叙事文本中，隐喻了“女汉奸”的外界误解与“女英雄”的真实本色之间的冲突带来的精神分裂与肉体病痛。性别、战争与国族主义的变奏，使得关露聚合交汇了“娜拉”精神、政党话语、民族复兴与革命道路等多重元素，演绎了千回百转的女性解放画卷中的独特魅力。

第十，解读王光珍如何从“娜拉事件”中成长为新中国第一位“女导演”的历程。“娜拉”符号贯穿着女性解放的生命谱系，为知识女性离家出走，校园求学，婚恋自主等提供了思想动力。然而，走进社会后，传统相夫教子的角色与追求个体价值的矛盾迅速凸显，南京国民政府遂于新生活运动大力呼吁“妇女回家”，妇女解放的车轮颇显倒退之势。为此，1935年1月1日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南京分盟剧团“磨风艺社”推出《娜拉》戏剧，重塑“五四娜拉”光环，但扮演女主角的小学教师王光珍却意外地遭遇了学校解聘、家父责罚、社会指摘，这缘于她出演《娜拉》的反叛性之举，违背了国民党当局对于女性伦理的规制。随后剧目的禁演与剧社的查封，促使“娜拉事件”持续升温，内中不仅折射出了20世纪30年代女性的集体性困境，同时隐含着国共两党为争夺国统区文艺话语权的竞逐，以及双方战时妇女解放政策的分歧。“娜拉事件”后，王光珍改名王苹，来到“左翼革命之家”，成长为新中国第一位“女导演”，完成了近代中国知识女性从“五四娜拉”向“民族女英雄”的蜕变，实现了性别解放与民族解放的合一。

本课程在理论讲授中选取的十位知识女性，她们跨越清末种族革命、辛亥鼎革与共和初建、五四运动、两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救亡、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等波澜壮阔的历史阶段。一方面，可以由此出发，细致而微地探究各时期不同身份与不同职业的知识女性的生存境遇与思想谱系，及其在女性解放与民族解放进程中遭遇的顿挫与困厄。另一方面，可以从长时段、多角度、动态的、立体式的视野下，考察在政治重建、社会变革、文化转型、思想激荡的特定形势下，知识女性如何接受教育、走出家庭、来到校园、融入社会、投身救亡、追求独立、争取平等、探索新生的征途，着力发掘“娜拉”故事与近代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变动的密切关联，以及所呈现出妇女启蒙运动的延续性、曲折性和趋势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