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是一个综括性的概念。道德贯穿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不同情境会对我们提出不同的道德要求，而“做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做一个道德的人”。这些道德要求中有一些比较特殊，它们是通过国家法律来规定和保障实施的，例如律师和公职人员的职业道德，一般公民应该承担的政治性公德和一些底线性的社会性公德（其他行业的职业道德也大致可以容纳在这部分社会性公德之中）。在这类情况下，道德的要求就是守法，修“德”固然也希望培养起个体内在的道德信念，但是它不能依赖于此，正义、完善的制度和法律才是其根本保障。

人除了作为一般社会公民，以及在公共领域扮演一些角色之外，还作为家人、朋友，以及独立的个体，生活在自己的私人领域。在这些领域中尽管仍然有一些底线性的道德要求，如禁止严重暴力，要由国家和法律来管辖，但是大部分事务是自治性的，国家和法律并没有，也不宜介入这些事务。这些领域当然也有道德要求，而且是很高的道德要求，不仅是行动的尽责，而且还特别强调情感的忠诚，修“德”在此具有不同于守法的独立内涵，要依靠个人的愿力。对于做一个合格的社会公民和政治共同体成员（以及合格的公职人员）而言，最基本和首要的道德就是守法。而对于做一个完满的人而言，则需要“德法兼修”，亦即除了守法，还应培养良好的私德，真挚地对待亲人和朋友，用心经营自己的人生。

在澄清了“德法兼修”的理论背景和内涵之后，我们才能确定，作为一种教育理念，它应该怎样在实践中贯彻落实。

首先，“德法兼修”作为法学教育的目标和要求，不能简单理解为法律职业伦理和法学知识技能兼修。法律职业伦理固然重要，它也确实是法学专业人才应该修习的道德课程。但是，法律职业伦理的基本要求不是别的，恰恰就是守法，其具体要求就来自法律的规定。所以，在法学人才培养中注重法律职业伦理教育，虽然是题中应有之意，但这基本上仍然属于“德法兼修”中“法”的一面。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应该明确，这种伦理以“法”为依据，而不能完全为朴素的社会道德直观所左右。“德法兼修”中“德”的一面，应该有不同于法律职业伦理的内容，将私人领域的道德包含在内。私人领域的道德陶冶，可以使法律工作者对人情世故有更加敏锐细致的感受，更富实践智慧，这样的个体更有可能在公共领域知法守法，合理有为。只有将“德法兼修”中的“德”更加宽泛地理解为私人领域道德，而非狭窄地理解为法律职业伦理，“德”和“法”才能体现出相对的独立性和彼此之间的互补性，“德法兼修”对法学专业人才培养而言才是一个真正有意义的理念。

其次，“德法兼修”当然不仅只是针对法学专业人才的培养理念，而应该是各专业人才培养乃至全社会教育的一个普遍目标。对于法学专业人才培养而言，“德法兼修”的意义可能更偏重“德”的一面，而对于一般意义上的人才培养或者全社会教育而言，现阶段“德法兼修”的重点恐怕更应该放在“法”的一面上。当然，这并不是要求全社会都去学习和钻研法律知识，在社会分工高度专业化的今天，这是不现实的。我们在此强调“德法兼修”中“法”的一面的意义，除了具体法律知识的普及之外，更重要的是法治精神培养和法治文化建设，使社会上下形成一种尊重权利、遵守规则的风气，不断夯实社会文明底线。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有理有节的现代公民，建设良好的社会公德，这也能对私人领域交往生活起到一种约束作用，保障私人领域道德培养的合理空间。

最后，贯彻落实“德法兼修”的教育理念，不仅仅只是高等教育或者学校教育的任务，而是一项系统性的社会事业。无论是在私人领域出色扮演特殊关系中的特定角色，养成良好私德，还是在公共领域做一个合格的公民或公职人员，做到奉公守法，都需要在广阔的生活实践中不断地加以训练。因此，“德法兼修”的目标不可能仅仅通过课堂或学校教育来实现，甚至主要不是通过这些途径来实现，它需要家庭以及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德法兼修”作为这样一项系统性的社会事业，也就离不开一些背景条件，例如正义、完善的制度和法律，适度宽裕的生活空间。假如在某个制度和法律环境中，不守法的人经常得不到惩罚，甚至大获成功，欺世盗名，反而坚守法律的人经常吃亏，那么我们不能指望，普通社会大众的良知能够经受住反复的考验和折磨而得以继续保持。假如我们终日奔波劳碌，苟延残喘，最自然的亲友人伦关系也将抵挡不住“贫贱百事哀”的消磨与绞杀，陷入贫瘠荒芜的境地。因此，“德法兼修”需要国家、社会和个人各就其正，共同努力。

【注释】

[1]本文为作者主持的中国政法大学“德治与法治”社会治理思想研究创新团队（18CXTD06），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19JDSZKD037）的研究成果。

[2]王觅泉，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与全面依法治国”协同创新中心讲师。

[3]教育部、中央政法委《关于坚持德法兼修实施卓越法治人才教育培养计划2.0的意见》，2018年10月8日发布；另参见黄进：《培养德法兼修的高素质法治人才　引领中国法学教育进入新时代》，载《中国高等教育》2018年第9期。

[4]限于本文主题，以上关于律师职业伦理的讨论是相当简化的。对此更加全面深入的探讨，可参见陈景辉：《忠诚于法律的职业伦理——破解法律人道德困境的基本方案》，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6年第4期。

[5]“做自己”和“在一起”的说法借用自王博先生，他曾在很多场合巧妙地使用这对概念说明各种问题。参见王博：《做自己和在一起：探索中国成熟的哲学教育》，载《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这里还有一个经常提出的疑难：假如没有最初的道德动机，正义制度和法律又从何建立呢？这涉及制度和法律的人性基础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也许孟子的性善论更加符合事实，但是制度和法律更宜建立在一种相对消极的人性预设之上，荀子的思路在实践上更加稳妥。关于荀子的思路，可参见赵汀阳：《荀子的初始状态理论》，载《社会科学战线》2007年第5期。(www.daowen.com)

[6]这里当然也要考虑“平庸之恶”的问题。在一般情况下，个人朴素的道德感同制度和法律的要求通常会是一致的，如果二者发生冲突，当然也可能是制度和法律出了问题，如果违背朴素的良知，继续遵守制度和法律要求，而不是反抗不合理的要求，就可能陷入“平庸之恶”。这种倾向虽然确实值得警惕，个人朴素的良知也并非不重要，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这里所强调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应该通过制度和法律手段来解决，而不能完全依赖个体道德。即使“平庸之恶”的问题，个人固然难辞其罪，但是预防和避免这种悲剧仍应依靠制度和法律的建设来完善。

[7]在《我不是药神》的结尾，那种昂贵的药物最终被纳入医保，病患不必再依赖走私贩卖的盗版药，警察的道德困境也就随之解除了。但是我们也不能简单地认为，医保就是这个问题的完美解决。采取什么方式应对疾病风险，个人、社会和国家在这件事情上应该如何配合，乃是一个世界性的待解难题。相关争论可参见周其仁：《病有所医当问谁：医改系列评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李玲：《健康强国：李玲话医改》，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8]梁启超：《新民说·论公德、论私德》，载姚新中、王觅泉主编：《中国伦理学史经典精读》，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第14页。

[9]陈乔见：《公德与私德辨正》，载《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

[10]关于服兵役、充当陪审员等作为公民义务的道德理由，参见［美］迈克尔·桑德尔：《公正：该如何是好？》，朱慧玲译，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第94～101页。

[11]关于是否应当立法来推行这一要求存有争议，参见徐国栋：《见义勇为立法比较研究》，载《河北法学》2006年第7期。

[12]陈乔见：《公德与私德辨正》，载《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该文还区分出另外一种私德，“大体相当于梁启超所谓的‘独善其身’和李泽厚所谓的安身立命的准宗教性追求”，这种私德是一种个人精神追求或人对自己的某种义务，其实已经超出了一般所论道德的范围，此处暂且存而不论。

[13]参见杜乐其、黄燕：《“常回家看看”条款：缺陷及其完善》，载《理论探索》2014年第4期。

[14]［英］尼古拉斯·布宁、余纪元编著：《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王柯平等译，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37页。

[15]参见杨伟清：《德教、德政与道德法律化——论德治的三种解释》，载《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