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建构出传播主体多元化、传播客体交互化、传播载体多样化、传播语境开放化、传播方式移动化的新型传播环境，新的传播环境与社会生态和受众生态相互作用，不断解构并重塑着电视新闻媒介生态的面貌。

（一）政治生态环境

政治生态的长期强势使得政治属性始终是中国新闻媒介的根本属性，电视新闻媒介也不例外。在传统的媒介生态中，一方面政府通过控制信源、支配报道方式，创造有利于其政治诉求的社会逻辑，设置拟态现实的媒介议程；另一方面借助有效的新闻包装将隐藏其中的政治观点呈现给受众，促使新闻媒介成为政府政治合法性依据的重要来源。我国的新闻媒体在经历了从“喉舌论”“舆论导向”到“三贴近”再到“走转改”的蜕变后，电视新闻媒介的政治生态环境正不断趋于优化。

1.政治参与途径多样

伴随着新媒体形式的日益多样，公民政治参与的手段也更加丰富。微信、微博、博客、社交网站等新媒体平台成为颠覆话语霸权和信息屏蔽的有效工具。新媒体在帮助公民参与政治、扩大公民“知情权”的同时，也促使公民精神不断成长与彰显。约翰·基恩（John Keаne）在《媒体与民主》中曾透辟地指出：民主需要公民掌握信息。只要公民喜欢平等与公开地表达不同意见，民主的方法就可以使有才智的公民达成一致意见：“一个没有大众信息的大众政府，或者一个公民没有办法得到信息的政府，只是一出闹剧或悲剧的开端。”^[17]政治参与途径的多样化迫使政府的信息公开程度空前提高，我国民主政治的能见度随之提升。

2.舆论监督效力明显

舆论监督作为新闻媒体的基本职能，对于民主政治进程具有重要推动作用。新媒体环境下的舆论监督不同于传统媒体的舆论监督，呈现出普遍化、平民化的新特点。新媒体促进舆论监督效力的增强主要通过以下方式：首先网民在微博、论坛等新媒体平台发布涉及公共利益的信息片段；随后借助社交网络汇集各方信息、线索，试图还原完整的事实真相，伴随围观规模的不断扩大，事件热度持续升温并形成强大舆论压力；最终传统媒体的关注与介入引起相关部门重视，促使事件得到解决。不论是“表哥”“表叔”“房媳”“房姐”，还是早些年的“郭美美事件”“李刚事件”，均是通过这样的路径促使电视新闻媒介发挥舆论监督效力。

3.政治表达更显亲和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写道：“真理不能，也从来没有毫无修饰的存在。它必须穿着某种合适的外衣出现，否则可能得不到承认。”^[18]新媒体时代的民主政治不仅向纵深发展，同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亲民面貌。在新媒体造就的信息无限蔓延和无形外扩过程中，在新媒体商业和娱乐精神的浸染下，更多民众用轻松而不失关切、娱乐而不失追求、微小而影响巨大的精神参与对国家政治和各级政府官员的讨论与监督，政治参与呈现出越来越休闲化的特点，严肃的政治问题被轻松活泼的网络话语所消解，^[19]网络文化和娱乐心态渗透于严肃刻板的政治叙事之中，如今的政治表达更显亲和与平易。新媒体环境下，新闻媒体纷纷丢弃以往全知全能的话语表达和刻板保守的议程设置，民主政治的语境不再只关涉宏大的制度框架和价值规范，更多与民众的生活和命运息息相关，从而营造出有温度、有人情的民主政治环境。

（二）经济生态环境

在电视新闻的经济生态中，对受众资源和广告资源的争夺始终是新闻媒介竞争的核心要素。新媒体环境下，一方面受众被多种传播渠道分流，电视广告的龙头地位不保；另一方面，与广告收入密切相关的电视收视率衡量体系也发生了根本性改变，电视节目的商业价值将与电视节目的传播影响力密切相关。

1.广告收入分流

广告是电视生存的生命线，广告收入的高低由电视节目的覆盖率以及收视率决定，电视人为提高这两个数据一直在进行着不懈努力。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电视广告的收入一直在众多媒介中居于龙头地位，每年央视黄金时段的广告竞标都是备受关注的新闻热点。但是，随着新媒体平台对传统电视的冲击，电视广告的优势地位正岌岌可危。

2013年，中国网络视频广告市场规模达到122.1亿元，较2012年增长38.2%；移动视频广告市场规模为8.3亿元，占整体市场规模的6.8%；2013年第三季度我国网络广告市场规模达到278.5亿元，较2012年同期增长超过30%。^[20]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13年前三季度，我国传统媒体的广告资源量均呈现下滑趋势，其中电视广告资源量下滑10%。^[21]

无疑，在新媒体的冲击之下，电视媒体广告正在走入发展的低谷期。一方面微博、微信、自媒体等媒体形式分散了观众的注意力，另一方面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等移动终端以及视频网站、IPTV、网络电视等新媒体平台改变了受众传统意义上的收视行为，线状的收视习惯被点状的视频点击所取代。受众注意力的分散、接收终端的改变、网络视频的冲击，这些因素综合作用不断稀释着电视的收视率，进而导致了电视媒介广告收入的下滑。数据显示，北京地区电视机开机率已经从四年前的70%下降至30%，^[22]正如网友调侃的那样：60后没时间看电视，70后偶尔看电视，80后不看电视，90后要看就看网络电视。

新媒体在聚合受众和聚集效应层面以加速度的成长方式超越传统媒体的发育过程，不仅整合了传统媒体的各种功能，而且具备了传统媒体欠缺的多种优势。正因为如此，在知识层和年轻人中间，新媒体已经被日益主流化。当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不看电视或者不打开电视机看电视，在电视媒介与新媒体的博弈中，媒体广告的经营格局必将重新分配。

2.收视衡量多元

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一方面分流了电视媒体的广告收入，另一方面也重新定义了电视收视率的概念。国内现有的收视率统计方法不仅无法准确反映电视媒体的传播影响力，而且极大限制了电视媒体的商业价值。传播渠道的多元化促使电视收视率的衡量指标已不仅仅局限于电视机这一收视终端，搜索引擎、视频网站、社交媒体等新媒体平台均成为衡量电视收视率的全新维度。

第一，传统意义上的电视收视率统计将更为科学而有说服力。随着数字机顶盒、智能电视的普及，电视收视率的统计将告别抽样调查的历史，进入全样本统计的大数据时代。数据统计技术的发展使得通过电脑、移动终端观看视频的数据可以进行精确统计，“全媒体收视率”的概念呼之欲出。第二，电视传播影响力将替代单一的收视指标构筑起综合性的电视传播力评估体系，在这一评估系统中，网络传播影响力将扮演重要角色，电视节目的商业价值也将随之改写。网络传播力的综合指数将包括网民关注度、网民评议度、视频点击量、网民美誉度等多个维度，不仅关注电视节目在全网络各平台的影响范围，也重视电视节目的传播效果反馈。这意味着电视新闻在吸引眼球博取关注的同时，也将更加注重节目的社会效应，从而营造出健康平衡的电视新闻经济生态。(www.daowen.com)

（三）文化生态环境

电视新闻的文化生态原本就环境复杂，我国社会转型期带来的社会思潮与电视文化相互碰撞：大众文化、精英文化、主流文化、小众文化、传统文化、流行文化……名目繁多的文化种类使得电视媒介的叙事方式和表达手段日趋多元。面对新媒体的全面来袭，原有的文化生态被新的技术方式和传播手段赋予时代内涵，新媒体正不断解构并异化着电视新闻的文化生态环境。

1.泛化娱乐：全民的狂欢

国王加冕和脱冕仪式的基础，是狂欢式的世界感受的核心所在，这个核心便是交替与变更的精神、死亡与新生的精神。狂欢节是毁坏一切和更新一切的时代才有的节日。^[23]

苏联著名学者巴赫金（Бахтинг）将狂欢现象上升为理论，在他的狂欢理论中描述了一种颠覆式的狂欢现象。旧的等级制度和束缚被挣脱，平民阶级获得平等而充分的话语权，在狂欢过程中情感得到充分的宣泄。这种狂欢正好契合了新媒体环境下娱乐文化狂欢的现状。

在著名的传播学者拉斯韦尔（Hаrold Dwight Lаsswell）提出“媒介三功能”学说之后，赖特（Chаrles Wright）指出了媒介的第四种功能——娱乐。^[24]电视人一直希望能够在娱乐与教育之间找到一种平衡，寓教于乐，使得观众在获得情感释放的同时得到美的体验和心灵的净化。当新媒体裹挟着娱乐文化以其碎片化的传播方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新闻娱乐化、纪录片娱乐化等现象蔚然成风，泛化的娱乐正在掀起一场全民狂欢的娱乐浪潮。“泛化的娱乐和着人们的生活节拍不断地狂欢，带来社会智力的集体下降，人们甘心被娱乐，甘心被媒介掏空，仅仅为了获得一种被操纵的快乐。层出不穷的娱乐现象刺激着人们的感官系统，消解了文化的‘化感’功能。”^[25]2012年，央视实习生胡悦鑫获封“史上最帅男主播”，网友表示“再也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自己半夜爬起来看新闻了”；2013年，央视实习生王音棋被赞“最美实习女主播”，观众感叹“只想看美女，不想听新闻”；2014年世界杯期间，央视体育新闻女主播刘语熙再次因为外貌和“乌贼刘”的球衣预言被围观……新闻主播的出名不是因为专业的新闻播报和出色的职业素养，只是因为外表的出众或行为的出位，这种受众审美诉求和价值取向的偏离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娱乐文化的泛滥。

2.民众化转向：草根文化逆袭

新媒体一方面为人类交流带来了新的天地，使人们的信息交流和精神交往更加方便；另一方面则构筑了一个充满自由与民主理想的“乌托邦”，为人类开辟了一片自由的精神空间。^[26]伴随着新天地和精神空间而来的便是草根阶级的全面逆袭，普通民众利用新媒体占领了话语阵地和表达平台，在新媒体碎片化的传播浪潮中，草根阶级上演了一次完美的逆袭，电视新闻的传播生态随之发生了“民众化转向”。

电视新闻的“民众化转向”并不是站在电视的角度去把握其自身的传播语态，更多地是从普通人的角度出发进行定义，强调普通人“参与电视文化的形式”的变化——即越来越多的普通人进入了电视节目的制作程序中，而他们自身则成了较之以往能动性更强的、更鲜活的电视内容。^[27]渗透于“民众化转向”中的参与和互动内涵正是新媒体精神的重要内核。“民众化转向”意味着草根文化在与精英文化角逐中的劣势地位有望得到扭转，关于“普通人与媒介”的命题思考将成为电视新闻创新发展和红海突围的重要方向，“群体自设新闻议程”将消解传统媒介议程设置的影响力。

（四）受众生态环境

传播学效果研究对受众的解读，经历了魔弹论、有限效果论、使用与满足理论等多个的研究阶段，从不同的侧重点对受众进行多维审视。在传统电视媒体的传播过程中，“大众传媒的受众只有收看或不收看的自由，而没有对答回应这种平等交流对话的自由”，^[28]以传者为中心的话语逻辑仍是主导。新媒体环境下，信息传播的通畅与话语权的共享使相对被动的受众获得了空前的解放，电视新闻媒介的生态环境也随之被解构、重塑。

1.对抗的受众：质疑优先

社会转型期，民间话语与官方话语的裂痕日趋明显，新媒体平台的存在将这种不信任与隔阂进一步放大。中国社科院2013年发布的《社会心态蓝皮书》指出，社会的总体信任指标在2012年进一步下降，已经跌破及格线。群体间的不信任加深和固化，表现为官民、警民、医患、民商等社会关系的不信任，也表现在不同阶层、群体之间的不信任，从而导致社会冲突增加。^[29]传播学流言流通量公式指出：流言流通量=问题的重要性×证据的暧昧性，当重大事件或突发事件出现后，一旦传统媒体的报道内容暧昧不清，受众质疑优先的态度就愈加明显，“偏磁共振”“腐败猜想”等对抗性解码成为受众的定式思维。新媒体去中心化的传播方式在对传统电视媒体进行解构的同时，也不断消解着受众心中电视媒介的光环效应。站在社会信任的十字路口，质疑优先成为受众的惯性思维，加之部分电视媒体确实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充当了网络虚假信息的二传手，电视媒介从前树立起的话语权威和可信形象在观众心中大打折扣。

2.主动的受众：公民记者崛起

传播者和接受者之间的界限是媒介受众原始观念的关键所在，而新技术以及新媒介的使用却使得这两者之间原本清晰的界限开始模糊。^[30]“用户”概念的引入意味着电视观众改变了被动接受信息的方式，开始有选择地主动接收并主动参与新闻信息的生产制作，发布新闻、发表评论等传播行为不再是媒体的专利，而是每个人的权利。新媒体开放、互动、自由、个性的特征解放了公民的思想和嘴巴，随着公民精神的不断成长，一场自我赋权的公民新闻运动迅速崛起，公民记者在这场运动中成为主角。公民记者们要求在更广阔的话语空间里参与新闻叙事，新闻生产演变为受众积极参与的主动过程。新媒体时代的受众以公民的身份和社会主人翁的姿态，拿起手中的拍摄设备或者移动终端，随时随地发布着身边的新闻动态，一种“我在场”的主体意识在公民中间迅速蔓延。

3.非理性的受众：众声喧哗的广场

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Gustаve Le Bon）曾在他的代表作《乌合之众》中指出，在群集情况下，个体放弃独立批判的思考能力，而让群体的精神代替自己的精神，进而放弃了责任意识乃至各种约束，最有理性的人也会像动物一样行动。勒庞论述的群体非理性状态正是新媒体环境中人群常常具有的心态。“由于网络与现实的差距，大多数社会人群在网络世界中是‘缺位’的，一些理性、真实、有价值的声音由于此起彼伏的网络话语冲击，被陷于谷底。”^[31]加之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一只脚踏在向工业化社会转型的高速公路上,另一只脚又踩在向信息化社会(后工业社会)转型的康庄大道上”，^[32]两个转型过程彼此交织、互相影响，使得不同时期积攒的各种矛盾日益凸显。社会上升通道的阻塞、贫富差距的扩大、生存成本的攀升……矛盾的汇集导致人们心中积攒了大量负面情绪无处发泄，于是开放而匿名的网络空间成为人们宣泄情绪、纾解积郁的最佳选择。草根阶层利用新媒体工具对特权阶层发起猛烈攻击，悲情诉求与情绪化谩骂相互交织，形成非理性的话语场域。在狂欢和围观的背后，公众专注和深度思考的能力被撕成碎片飘荡在众声喧哗的广场上空，媒介接触行为的“浅”层化发展成为受众专注与思考能力缺失的后遗症，人们的精神家园一片荒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