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是中国近代体育思想形成和深入发展时期。经过洋务派和维新派体育思想家的探索，人们对于体育的认识更加全面和理性，开始去认识体育的本质。在北洋政府时期，官办学校仍以普通体操和兵式体操为主要教学内容，但开始在课外体育活动中开展田径、球类等运动项目，这一现象被学术界称为“双轨制”，这也是体操课向体育课过渡的关键阶段，表明了人们在思想观念上对体育认识的重大变化。

中国近代体育思想，从胚胎到萌芽，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演进，至20世纪20年代已初步形成。体育思想的主体队伍中出现了思想家、政治家之外的体育教育家，思想内容深入到体育的本质和特征等层面。思想家、教育家基于资产阶级民主和科学的世界观，对于体育的概念、本质、功能和价值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在清末民初的社会背景下，一些专家与学者研究并介绍了西方全面教育的思想，他们的体育思想始终与“完全人格”教育联系在一起。他们认为体育是完善健全人格的教育，从而将体育列为教育的组成部分。蔡元培主持北大校务后，明确提出“完全人格，首在体育”的思想，认为“有健全之身体，始有健全之精神”。相关专家与学者重视体育的普及，反对当时只注意培养少数运动选手的“锦标主义”。体育重在普及的观点，从国家发展、民族觉醒、社会进步的角度阐释了体育的重要性，即使在今天仍具有先进性。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部分知识分子试图构建起能体现民主和科学的新的价值体系，以从根本上改造国民的基本素质。这股思潮在社会中产生很大影响，也促使体育家群体以科学、民主的眼光看待体育。中国近代体育思想由初步形成逐渐进入成熟期。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与自然主义体育思想传入中国，体育思想家和教育家基于民主、科学的观念，对于体育的概念、本质、属性、价值和功能等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对体育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也进行了思考与论述。(www.daowen.com)

从1927年至1949年，这一时期的体育思想内容上较前一时期更加深入和系统化。从1927年至1937年，政局稳定，经济发达，为体育思想和实践提供了舞台。在这个历史时期，职业的体育教育家和思想家成为主体，体育思想的发展更加深入和系统。一些专家与学者倡导自然主义体育思想，受实用主义教育和自然体育思想的影响更加深入。民国中后期，中国近代体育思想深入发展，除了作为主导的自然体育思想之外，还有国粹主义体育思想和民族主义体育思想。国粹主义体育思想认为：“一国之国民自有他种族上、文化上的特质，设法使他发扬而广大之，乃是国民的天职。”民族体育思想是留学德国的南京中央大学体育系教授程登科提出的观点。在20世纪30年代民族存亡危机的背景下，程登科将体育与民族危机联系起来，提出“体育救国”的路线，将体育与政治和军事结合起来，以提升国防力量。民族体育思想的目的是抗敌御侮、救亡图存、自卫卫国。

总而言之，在民国中后期，自然主义体育思想成为中国近代体育思想成熟和终结阶段的主导体育思想，也为新中国现代体育思想的产生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