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绝大多数人都认可对世界遗产海洋遗址进行保护，但在遗址地及其周边区域仍有很多不可持续的行为。约占1/3的海洋遗址区仍存在不可持续的捕鱼行为，如非法捕鱼和未上报的捕捞活动。在许多案例中，不可持续行为的出现是因为：对于资源使用者而言，当下的短期利益超过了为子孙后代保存遗产独特性的长远利益。

由于人们缺少一种有效的工具，用于准确地评估世界遗产海洋遗址长期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的经济价值，因此，遗产的长期价值难以准确地传达给资源使用者。这也使管理者在面对不可持续的做法时，难以准确开展评估、权衡，并以此为依据做出决策。为了弥补这一差距，遗产保护工作者正在研究一种量化方法，用于衡量世界遗产海洋遗址和一般海洋保护区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的经济价值。但是，这些工具若想得到证明和传播，还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

在缺乏可量化证据的情况下，遗址管理人员大多采用激励措施，从而鼓励资源使用者改变其对生物多样性或自然栖息地产生负面影响的行为。激励措施可以划分为积极的（鼓励）和消极的（劝阻）、直接的和间接的、规范的和松散的、主动的和被动的等类型，其总体目标在于诱导和促进管理行动的实施。广泛的激励措施可以分为两类：经济激励和非经济激励。其中，非经济激励包括监管措施、执法制裁、技术援助和公共教育等。

以下标准可以帮助管理者选择合适的激励机制[35]：

·管理过程是否简单明确。

·实施激励所需的时间和取得预期效果所需的时间。

·政策是否具有可行性，即公众是否已经认识到遗产地特殊的环境问题，并同意当下已有的管理解决方案。此外，与其他社会和经济问题相比，政治家和公众是否会优先考虑该方案。

管理者想要成功地使用激励措施，就需要清醒地认识不同利益相关者在使用、管理，或受益于世界遗产海洋遗址资源时的权利和义务，并在法律上予以承认。[36]此外，管理者还应确保在不同层面上或不同机构内所采取的激励措施具有一致性。

（1）监管激励

监管激励是海洋保护区管理中最常用的激励类型，主要包括“指挥和控制”两个方面内容，涉及相关法律、法规、财产权和所有权的制定和执行，是促进管理措施实施的重要方式。这种激励措施通常以国家或国际政策，以及法律机制为基础。

监管激励措施包括渔业许可、潜水作业许可、旅游条例、商业许可、入境使用规定、分区规划制度、水质标准，以及世界遗产海洋遗址新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估要求等。

注意：激励措施应简单明确。越是简单的规章制度越具有好的效果。反之，许多国家过于复杂的制度可能导致受益人的困惑。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规章制度越简单，就越有可能在地方一级得到遵守；同时，地方法规也应该尽可能明确，以便人们通过当地语言进行理解。本地支持对于激励措施作用的发挥至关重要，而理解规章制度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相较于“禁止在五六月的高水位区域和沿海一英里（约1.6千米）以内的海域捕鱼”一类的规定，在海洋保护区内实行严格的禁捕令显然更容易被理解。[37]

（2）经济激励

尽管世界遗产海洋遗址保护为全球带来的效益远远超过了破坏性行为所带来的短期收益，但对当地的资源使用者来说，不可持续的资源利用行为带来的直接收益却超过了长期、可持续的管理收益。因此，在许多情况下，可持续管理对资源使用者来说不具备经济上的吸引力，在短期内地方决策者也无力承担可持续管理的费用。因此，使保护性管理具备经济上的吸引力是建立有效管理的核心挑战。

经济激励通常能够促使资源使用者改变自身的行为，以支持遗产地的可持续管理行动。目前，许多陆地遗产环境的管理已经开始使用经济和财政方面的激励措施，并逐渐成为其管理的主流做法。经济激励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经济支持，即通过拨款、补贴和放宽用户权限等方式，鼓励人们采取可持续的行为；其二是通过税收和罚款等金融机制，防止资源使用者从事破坏性的活动。下面将介绍一些最常用的经济刺激措施[38]：

①资源开采许可证收购。资源使用者以放弃使用权为条件所获得的补偿，例如管理者为设立禁渔区而购买渔民的渔业许可证。

②保护性行为激励协议。资源使用者以不行使资源的使用权为条件所获得的补偿。

③可替代的收入来源。运用经济激励措施改变人们的谋生方式，例如为当地居民提供补贴，使其停止不可持续的资源开采行为或其他可能导致环境退化的活动，从而改变当地人的收入来源。

④以市场为导向的激励。认可并采纳可持续的资源开采行为，由于通过该种方式生产的产品具有较高的市场价值，人们的收入也会增加。案例19展示了世界遗产海洋遗址锡安卡恩生物保护区（Sian Ka'an）采用市场导向的激励措施进行管理的方法。

案例19　世界遗产锡安卡恩生物保护区成功的市场导向激励机制

锡安卡恩生物保护区位于墨西哥尤卡坦半岛（Yucatan peninsula）的海岸，于1987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复杂的水文系统构成了当地多样化的环境，并栖息着种类丰富的动植物群落。

2000年，在全球环境基金（Global Environmental Facility，GEF）的支持下，当地的渔业团体开始改进他们的龙虾捕捞技术，增强捕捞活动的可持续性。例如，使用龙虾区域地图和GPS系统记录日常抓捕信息，逐步减少捕虾网的使用等。在获得了初步成功后，当地社区确立了7个重要的鱼类繁殖地点，并组织培训，使渔民掌握了新技术的使用方法。在10年间，社区与近300名成员展开合作，每年生产150～200吨活龙虾，使当地渔民的收入增加了30％以上，同时保护了至关重要的珊瑚礁和鱼类繁殖区。

2012年，小型渔业个体户生产的大鳌虾在锡安卡恩生物保护区和新克罗牛轭湖生物圈保护区（Banco Chinchorro Biosphere Reserve）获得了海洋管理委员会（Marine Stewardship Council，MSC）的认证，使其有资格在产品上粘贴蓝色的MSC生态标签。该认证表明，企业已经经过了被授权的认证机构——美国海洋资源评估集团（MRAG Americas）的独立评估，并达到了可持续、管理良好的渔业标准。MSC认证使当地渔业获得了全球支持，甚至进入国际市场，为当地提供了更多的收入福利和商业机会，同时也保护了遗产地重要的产卵区和繁养区。(www.daowen.com)

目前，该项目正在逐渐扩大，预计将覆盖超过2300名龙虾渔民，并将使该区域的禁渔区面积增加20％以上。

另一种间接上促进保护的金融机制是世界遗产海洋遗址所提供的服务的经济价值，以及它们对减轻气候变化等全球威胁所做出的贡献。通过对红树林、潮汐沼泽和海草等的研究表明，这些生态系统与同等单位面积的陆地森林相比，具有更高的固碳率。

因此，世界遗产海洋遗址可以利用经济激励措施保护日益受损的生态系统，在减少气候变化的影响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衡量和评估世界遗产海洋生态系统对当地和国家经济的贡献，能够为保护这些不可替代的资源提供强大动力。

（3）世界遗产状态激励

世界遗产地能够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录》，得益于1972年《世界遗产公约》所规定的额外保护条例。《世界遗产公约》一方面对遗址的突出普遍价值予以认可，另一方面规定了缔约国在识别潜在遗址方面的职责，并明确了缔约国在保存和保护遗产中的作用。通过签署该公约，各国将保护遗产突出普遍价值的工作列入其管辖范围，并表示将共同致力于为后代保留具有普遍意义的财产。

《世界遗产公约》的执行由世界遗产委员会负责。在召开年度会议时，委员会将会对名录上遗址的保护状况进行审查，并要求没有能够妥善管理遗址的缔约国采取恰当的管理行动。当遗址的突出普遍价值面临严重压力时，委员会有权将其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缔约国则需要立即采取重大行动来恢复该清单上的遗址。如果某一遗址失去了它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时所体现的关键特征，委员会可能会决定将该遗产完全从《世界遗产名录》中删除。阿曼阿拉伯羚羊保护区（Arabian Oryx Sanctuary of Oman）和德国德累斯顿易北河谷（Dresden Elbe Valley）曾分别在2007年和2009年被剔除出《世界遗产名录》。

虽然一项遗产被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经常被视为一种制裁或有损名誉的事件，但这也是一种应对特定保护需求的有效机制。《濒危世界遗产名录》警示国际社会要认识到某个遗址的突出普遍价值所受到的威胁，指出管理者需要采取紧急措施以防止遗产遭到更为严重的破坏。此外，它也使遗产保护团体对那些具体并处在优先级的保护需求做出反馈。因此，将遗址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是一种快速有效保护突出普遍价值的方式。

将一处遗址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后，管理者需要制定并采纳一种理想的保护状态，用于说明该遗址能够从《濒危世界遗产名录》中被移除的情况，并制定出为实现这一理想状态而采取的补救管理措施。[39]案例20介绍了美国大沼泽地国家公园（Everglades National Park，参见图3-3）运用财政投资的激励措施，恢复这一标志性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的过程。

案例20　大沼泽国家公园被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以保护其突出普遍价值的激励作用

大沼泽地国家公园位于美国佛罗里达州南部。作为巨大的亚热带湿地，它在维护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佛罗里达豹和美国鳄鱼等珍稀物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于1979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图3-3[40]　美国大沼泽地国家公园（©UNESCO　摄影师：Kishore Rao）

国家公园是大沼泽湿地生态系统的一部分，湿地的许多区域随着水资源控制系统的发展、农业和城市的侵蚀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位于生态系统下游的公园则面临着更为严重的问题。由于人类活动对大沼泽景观的改变，以及佛罗里达州南部水资源的过度利用，保护该国家公园的生态完整性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挑战。

2010年，为了引起各方对遗产保护的注意，并推动长期修复性项目的实施，应美国政府的请求，大沼泽地国家公园被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和世界卫生组织对该遗址进行监测后，联合拟订了一份理想保护状况的说明，其中包括对必要的补救措施的概述，以及衡量措施实施进度的指标。

早在30余年前，该遗产的健康状况就出现了明显的衰退趋势，将该遗产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能够停止并扭转这一趋势，并鼓励联邦和地方两级政府共同做出改进管理的承诺。理想的保护状态有助于将现有的科学数据和多样化的管理措施纳入综合的计划中，它能够提供一套核心的参照标准，从而帮助管理者了解不同管理措施对遗址恢复的复杂总体所产生的影响。《濒危世界遗产名录》也吸引了重大修复性项目所需要的财政投资，这些项目能够使遗产在一段时间内恢复其突出普遍价值，并重新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41]

（4）教育激励

教育激励，或称“道德规劝”，是指以改变人们的道德观念和价值观为目的，促使人们采取可持续的遗产使用行动，保护世界遗产海洋遗址的价值。教育激励包括公共教育和宣传活动两个部分。案例21介绍了哥斯达黎加世界遗产地瓜纳卡斯特保护区（Area de Conservación Guanacaste）的案例。

由于世界遗产地在全球具有公认的地位和知名度，教育激励措施有较高的可能性取得成功。在多数情况下，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比较容易识别，遗产管理者可以利用人们对遗产的自豪感和天生的学习兴趣教育当地人和旅游者，并影响他们的行为。

案例21　哥斯达黎加瓜纳卡斯特保护区的教育激励

瓜纳卡斯特保护区在1999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该遗址具有重要的自然栖息地和关键的濒危动植物栖息地，其中从美国中心延伸至墨西哥北部的干燥森林栖息地保存状态良好，保护了当地的生物多样性。遗址内还展示了包括陆地和海洋（沿海）环境在内的重要生态过程。

在对世界遗产地的渔业发展进行广泛研究后，管理者采取行动，将遗址管理过程中的青年教育计划由陆地部分扩大至全部区域。2006年，在克服了最初的安全问题后，教育体验计划正式开始实施。如今，当地的孩子们可以在夏天划船、潜水、观看鲸鱼等。这些旅行多以家庭为单位，孩子们可以与父母一起进行一整天的远足旅行，这使他们更加熟悉遗址内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在实施教育激励措施之前，大多数孩子只能在餐盘里看到鱼类，但现在他们可以识别约20个埃尔哈卡尔礁（El Hachal reef）的不同鱼类。如今，当地居民越来越了解和喜爱这些来自家乡的珍稀动物，父母在孩子的劝说下将礁石改造成养鱼场。这个计划改变了当地居民的行为，阻止了居民们有意识的偷猎行为，并让他们成为保护性政策的有力支持者。哥斯达黎加当地使用拖网捕捞鱼虾的行为遭到了基层群众的反对，这也体现了当地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新兴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