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体特异功能”、“水变油”、“神医”等伪科学被逐一揭穿以后，进入21世纪的中国报刊在新闻传播方面清醒、理性了许多，但新闻传播中仍然不时存在或夹杂着封建迷信的因素。特别是在一些与领袖、伟人、名人有关的新闻报道中，由于过分地追求故事性和新颖性、传奇性，其中有很多采自民间传说的材料，被以“新闻”的形式加以报道，从而不自觉地宣传了封建迷信。对这些新闻传播中的封建迷信进行解剖和分析，成为近年来媒介批评的一个重要的主题，显示了科学精神和科学意识正在迅速增长的社会发展趋势。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代领导人，由于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建立了卓越的功勋，因此，他们得到了广大人民发自内心的由衷热爱。新闻传播适当表达人民对领袖的这种情感无可厚非，但如果表达不当就有可能演变为个人崇拜，走上封建迷信的邪路。个人崇拜是过去人类长时期历史遗留下的一种腐朽遗产，它把领导人提高到神化的地位。在理论上它完全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相互关系的基本观点；在实践上它提倡盲目迷信，严重压抑和妨碍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原则。个人崇拜强调对领袖个人的崇拜，决不是对领袖的真正热爱，对阶级、党、人民的利益有百害而无一利。因此，新闻传播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各种形式的个人崇拜。2003年岁末纪念毛泽东110周年诞辰，一些媒体在报道中表现出荒诞不经的领袖崇拜。如湖南某都市报2003年12月27日在头版头条《韶山——激情燃烧》新闻中报道说：“晚10点左右，开始有人在毛泽东铜像台阶下焚烧纸钱，并烧香跪拜。后来，烧香、烧纸钱的人越来越多，在台阶下形成了一条长长的‘火带’……烧完香和纸钱，人们陆续走上铜像台，来到主席铜像下，或跪拜，或鞠躬。大家将随身带来的主席铜像、水果、烟酒、糖果饼干，放在铜像下，敬献给毛主席‘享用’。最后，他们还按当地习俗，围着铜像转三圈。他们说，只有这样，才算拜完了毛主席，也才能得到毛主席的‘保佑’。” 同样这篇报道还在新闻提要中写道“河南村民一行百人，宰三牲设祭；摆上象棋，请毛主席在‘那边’下棋。”这样的报道看似是对事实的客观描述，其中却隐含着一些不科学的因素，隐约有着某种宣扬个人崇拜的倾向。

江苏广播电视总台旗下的广播电视专业期刊《视听界》于2004年第4期，发表了王再承的《新闻报道要摈弃迷信》一文对此进行批评。该文作者认为，一个国家的政治领袖总是在影响着人们的思维与行为。在中国这样一个文化积淀厚重的国家，民族思维的血液中总冲刷不掉一种“神性”的因子，往往使人民陷于思想桎梏。以体育比赛中为例，本来最强调人的拼搏精神、竞争意识与心理素质。但在体育报道中领袖崇拜的内容并不少见。不仅是花边新闻，还写人成功的经验。记得中国女足在1995年世界女子足球锦标赛首场遭遇战中，在0:2、1:3两度大比分落后的劣势下，众志成城，终于逼平上届冠军美国队。奇迹的产生无疑归功于中国姑娘们的顽强斗志与临场发挥，但有篇报道认为一半的功劳应属主教练随身携带的毛主席像章，是毛主席“随队出征”在冥冥之中保佑了中国女足。原来，马元安出征时特地随身带上了一个毛泽东像章。在耶夫勒，它挂在马元安的工作台前。马元安说，这不是一般的像章，是他去年专门从韶山“请”回来的。2002年3月18日某体育报道：徐根宝率申花队到韶山敬拜毛泽东故居。当徐参观完故居拜主席铜像时，队员们看到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情景，当时一缕阳光照下来，正投射在徐根宝头上，像是戴上了一束光环。还有更为神化的报道说，徐根宝看中一尊毛泽东小铜像，要价3800元，徐二话没说，掏出一叠钱甩给店主，拿起铜像转身就走，身边人提醒他要不要找钱时，店主说，正好3800元。作者分析说，所谓的“光环”其实是一种巧合，而“钱正好” 其实是在打比赛心理战，但新闻报道张扬这些事情，却渲染了迷信色彩。

到一些纪念旅游地采访是媒体发布较多的内容。而这里的传说往往成为记者笔下的素材。关于毛泽东的一些传说，似乎总是津津有味。这些年来，报道中常见一些充满迷信内容的传说。有些记者明白那只是自然的偶然巧合，但因“神奇”，也就有闻必录地传播迷信的内容。^[13]

作者最后指出，历史的经验表明，盲目的个人崇拜必然导致恶果。作为新闻传媒的报道态度应该以科学为指针，记者的观念应该是民主、文明、科学，否则，作为全社会文化工具的媒体可能沦为推行个人崇拜的道具。新闻有社会意义，而不只是对事实的简单描述，新闻报道必然融入记者的意愿、理解和认识。但解释事实和描述事实是两个概念。自然，描述事实并不是记者的唯一目的。新闻报道从何种角度进行记载值得记者认真思考。记者只有在实践中培养自己先进文明的观念，才能透过某种社会现象的表象看到其实质，消除报道中的封建迷信因素，使新闻得到思想上的升华，真正起到指导和服务受众的传播目的。

科学是封建迷信的天敌。经过数十年的努力，以占卜、算命、降神、驱魔等“术数”骗取他人钱财的公开迷信活动，在中国社会中已经大为减少，但迷信观念、迷信行为仍然不时沉渣泛起。而且这些迷信观念、迷信行为在有些地方花样翻新、偷梁换柱，甚至打着现代先进科学、国外科技的幌子张皇其事。

某晨报刊载“明星真名大曝光”，谈到港台明星梁咏琪时，说她原名梁碧枝，梁咏琪为其健康名。说梁咏琪出生时梁妈妈为她取了梁碧枝的名字，童年时的她体弱多病，于是梁妈妈就在女儿7岁那年将她改名梁咏琪，改名后，身体就健康了。由此不知不觉地宣扬了封建迷信的思想陋习。

谢军在马尼拉一举夺得女子国际象棋世界冠军。这本是她刻苦努力的结果。但有家报纸在报道中这样说：“谢军属人马座。星象学家认为，人马座人机智、聪敏；甘冒风险，不失时机；充满信心，义无反顾，愿意面对任何危险。谢军出生时正值冥王星上升，据说这种人马座的人沉默寡言，有时还善于欺骗。”这样的报道分明是在宣扬西方占星术。接着，作者又津津有味地介绍谢军抽签时抽到了英俊王子——白马，而谢军启程前，一位书法家曾经赠送“马到成功”的条幅，“白马的出来正应此意”云云，似乎谢军赢棋是因为生辰八字好造成的结果。

2001年，尼泊尔王室发生的惨剧震惊了全世界。王储因个人婚事与其父母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最终导致包括国王和王后在内的10多名王室成员被枪杀。王储本人也因开枪自杀而危在旦夕。此事让人感到扑朔迷离。接着很快又传出王储身亡，由前国王的弟弟继任国王的消息。一时间有关尼泊尔王宫的新闻到处可见。一家新闻媒体刊出了一篇题为《230年的古老预言显灵，尼泊尔王室难逃此劫》的报道，仅从标题就可看出带有浓重的迷信色彩。

黑龙江省《佳木斯日报》记者于力、韩丽梅在2007年第7期《新闻传播》上发表《媒体不该成为宣传封建迷信的载体》一文，对上述新闻报道提出批评。作者认为，作为党和政府、人民代言人的新闻媒体，理应站在科学公正、严肃客观的立场，客观地宣传唯物主义真理观，但目前一些报刊上，“像上述这些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宣传报道不在少数，媒体无形之中成了一定程度上宣扬封建迷信的载体。此外，洋迷信与传统迷信结合、迷信活动与网络结合，毒害着大量青少年，同样是迷信思想，但是经过网络的包装，再加上诸如星座、占卜等形式的‘革新’，摇身一变就成为了‘高科技’。”^[14]作者建议新闻工作者以科学、严谨的态度，向大众普及科普教育知识，站在科学的角度，澄清各种事件和传闻的真相，还原世界的本来面目，使新闻媒体成为破除各类封建迷信的坚强阵地。

新闻媒体进行新闻报道时，态度必须谨慎，不可率意为之。有些新闻报道中常常会不自觉地夹杂着一些反科学的内容，尤其在体育报道中常常能够看到这类文字。这些媒体或记者本身并没有刻意地宣扬这些封建迷信内容的主观故意，而是由于没有仔细检视、推敲自己笔下的文字，在不经意之间“夹带”了一些不科学的因素。如1988年11月23日，在我国棋圣聂卫平在首届“应氏杯”世界职业围棋赛中先后两次以一点优势险胜日本棋圣藤泽秀行之后，《人民日报》体育版以《行家说棋》为题报道了聂卫平如下一段言论：“藤泽秀行先生的这两盘棋是我近年来与日本棋手下得最艰苦的两盘。藤泽秀行先生下得极为出色，我的取胜也许是先前关心围棋事业的陈老总在天之灵的相助。”这显然是一段带有浓厚迷信色彩的文字。与此相类似的文字在以知识分子为读者对象的《光明日报》上也曾见过。也是在1988年的春天，在“新体育杯” 围棋赛决赛中，浙江小将俞斌以三比二的成绩力克上海名将曹大元，登上了冠军宝座。事后，《光明日报》就此采访了俞斌，并写了一篇题为《俞斌印象记》刊登在该报《体育场》专栏上。报道中有这样的文字：“谈到这次胜利，他归诸于他运气好。他说，‘我觉得这是上天安排好的。’”1987年在广州举办的第六届全国运动会期间，上海的《新民晚报》在一篇题为《上海足球队风度不失 昨六比二胜银鹰队》的新闻电讯稿中写道：“住13层楼，坐13号车，果然‘厄运’不断，连个小组都出不了线，现在又碰上这大风大雨——昨天下午，参加9至12名比赛的上海足球队坐在床上，心里疑虑丛生：‘此战’是吉是凶？”这条绘声绘色的电讯稿很忌讳“13”这个数字，真可谓封建迷信的“洋为中用”了。

对这些报道，有的读者给新闻刊物撰文提出批评，“聂卫平和俞斌的胜利，本应该归之于已经具备了主客观因素，可不知怎么搞的，却被归之于‘陈老总在天之灵的相助’、‘运气好’和‘上天安排’，这就把奋勇搏战中的胜负因素全都推给了不可知的神灵佑护和上天意志！本来，这种说法，在特定场合，不管是聂卫平还是俞斌，可能都只是一句逢场作戏的戏言，本不可当真，也无可厚非。可是经记者写成新闻报道和访问记，登在报上让千千万万读者去看，这可就是很不妥当的了。”^[15]这位读者并未进行过多的理论解析，而是采用直观的诉诸阅读感受的方法，直截了当地指出这种报道的“不妥当”之处，由于言之有理，使人信服。这对新闻记者在以后的相关新闻报道中确实具有一定的提醒和警示作用。

从近代报刊诞生以来，科学与封建迷信、伪科学的较量始终是中国新闻传播发展史上的一条基本线索。两者的交锋不仅表现在报刊传播内容上，也表现在媒介批评领域。五四前后以《新青年》为代表的进步报刊对灵学会为代表封建迷信与伪科学势力的声讨和批判是其中的一个高潮。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末长达20年的围绕人体特异功能、风水文化的拉锯式持久战，是又一次高潮。这充分说明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中科学精神的匮乏，也证明虽然已经进入21世纪，但在中国社会中科学教育和科学启蒙仍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大众传媒承担着传播知识、启迪民智的作用，媒体在报道新闻时必须秉持客观、认真、负责的精神，高举理性、科学的大旗，旗帜鲜明地反对一切形形色色的迷信和伪科学。科学只有在与迷信的斗争中才能建立自己的尊崇地位，而科学与迷信的斗争在各个意识形态领域和理论里广泛存在，媒介批评亦概莫能外！

【注释】

[1]《本馆告白》，《申报》，1872年5月15日。(www.daowen.com)

[2]《说新闻纸之职分》，《大公报》，1903年9月17日。

[3]鲁迅：《对于〈新潮〉一部分的意见》，《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25页。

[4]戈公振：《中国报学史》（插图整理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35页。

[5]邵力子：《上海之鬼报》，《民国日报》（上海），1924年6月29日。

[6]邵力子：《驱蚊的笔记》，《民国日报》（上海），1924年7月18日。

[7]周孝庵：《新闻学上之精编主义》，黄天鹏：《新闻学刊全集》，光新书局，1930年版，第47页。

[8]《广东新会发现田鱼宝》，《新闻报》，1929年4月23日。

[9]郑振铎：《评上海各日报的编辑法》，《文学周报》第8卷第13期，1929年4月23日。

[10]鲁迅：《中国的科学资料——新闻记者先生所供给的》，《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91页。

[11]田中阳：《世纪的角逐——百年报刊话语中科学与封建迷信、伪科学的交锋》，《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12]田中阳：《世纪的角逐——百年报刊话语中科学与封建迷信、伪科学的交锋》，《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13]王再承：《新闻报道要摈弃迷信》，《视听界》，2004年第4期。

[14]于力、韩丽梅：《媒体不该成为宣传封建迷信的载体》，《新闻传播》2007年第7期。

[15]徐宝作：《新闻请勿夹迷信》，《新闻记者》，198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