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当代报刊报道人体特异功能的批评

当代报刊报道人体特异功能的批评

时间:2023-11-23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有学者认为,“在百年中国报刊史和思想文化史上,最值得警醒的另一次迷信、伪科学与现代科学、现代思想的较量是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长达20年的围绕人体特异功能的拉锯式持久战。”这场关于人体特异功能的论争始于1979年3月11日《四川日报》对所谓“能用耳朵辨识字的儿童”唐雨的报道。很快全国形成了“人体特异功能”热,由此又形成了气功热,许多“大师”纷纷粉墨登场,其中严新的表演又最为典型。在“人体特异功能”热

当代报刊报道人体特异功能的批评

有学者认为,“在百年中国报刊史和思想文化史上,最值得警醒的另一次迷信、伪科学与现代科学、现代思想的较量是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长达20年的围绕人体特异功能的拉锯式持久战。”[11]确实,这场斗争之所以最值得警醒和富有意义,是因为:一、它发生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这正是世界和中国科学相对昌明的时代,是中国社会现代化建设最富有成就的时期,是科学在中国社会被认定为“第一生产力”,并被不断强调、不断提高其兴国功能和地位的时期;二、它离五四运动已有半个多世纪,半个多世纪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革,经历过许许多多历史风雨的洗礼,然而迷信和伪科学所表现出来的猖獗程度,一点也不比五四时代逊色,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三、在这20年中,迷信与伪科学的影响面比五四时期更深更广,几乎渗透到了各个领域,尤其令人惊心动魄的是它得到许多高官的支持和科学界、学术界人士的支持;四、它在中国社会里持久的呼风唤雨,侵蚀政治上层、科学界、教育界、学术界、文化界、新闻界,进而影响全社会;(5)新闻界,特别是部分报刊失去了五四时期进步报刊勇立潮头抗击迷信和伪科学的战斗风范与敏锐眼光,失去了最宝贵的科学精神。许多报刊,尤其是个别重要的主流报纸,也曾经或深或浅地步入过伪科学的陷阱,科学之声压不过伪科学之声,报刊的科学话语显得无力和尴尬。在20余年的闹剧中,在诸如“耳朵识字”、“水变油”、“外气实验”、“浅水船”、“邱氏鼠药”、“神医胡万林”等重大的伪科学案中,许多记者无意中充当了伪科学的“帮凶”。这一绵延20年的时代闹剧,同五四时期迷信与伪科学的泛滥相比,更加印证了我们民族文化中科学精神的匮乏以及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的缺陷,现代化尤其是人的思想观念的现代化的艰巨性。部分报刊在这场较量中的方向迷失让民族蒙耻,让新闻染羞。在一个科学、现代化成为社会最强音的国度中,在一个无神论占主导地位的时代里,这么多记者会在五四运动半个多世纪之后去帮着这些江湖骗子摇唇鼓舌,拨是弄非,把报刊的话语权当成了欺骗人民、张扬愚昧、煽动妖风邪术的工具,使“知识就是力量”得到了歪解。

这场关于人体特异功能的论争始于1979年3月11日《四川日报》对所谓“能用耳朵辨识字的儿童”唐雨的报道。报道标题是:《大足县发现了一个能用耳朵辨认字的儿童》。1979年5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叶圣陶《关于耳朵听字的新闻报道》的文章。叶老在文章中对这一伪科学现象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3月11日的《四川日报》第一版刊登一条新闻:《大足县发现一个能用耳朵辨认字的儿童》。这条新闻最后说,省委负责同志接见了这个儿童及其亲属,省有关科研部门已采取措施进行科学研究。耳朵能听字,稍有科学常识和唯物观点的人决不会相信,这种荒唐的新闻本不值一驳。可是这条新闻引起了极坏的影响,不能不给予足够的重视。3月16日的《上海科技报》转载了这条新闻,跟着转载的,有《河北科技报》《湖南科技报》《南方日报》《长江日报》《甘肃日报》等。使人触目惊心的是这些报都将之称为“科技新闻”。

叶圣陶经是经历过五四运动洗礼的知识分子,指出“耳朵听字” 的荒谬和传播这类新闻的危害,这是五四进步报刊科学话语的影响在新的历史情境下的延续。但是这股歪风并没有刹住,反而变本加厉,愈演愈烈。同年6月,上海《自然杂志》第2卷第6期发表《气功“外气” 物质基础的研究——微粒流的初步实验结果》的论文,对上海中医研究所赵伟的“发功信号”作实验研究,结论是肯定的。11月,论文《关于人体一种特殊感应机制的调查报告——特殊感应机能的真实性问题》在《自然杂志》2卷11期发表,作者通过对北京西城区王强和王斌两姊妹的测试,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两位女性少年,在测试期间内,具有不用眼睛而能用腋下、耳朵等身体若干部位辨认文字和图形的功能。”《自然杂志》第12期还发表了四川省大足县联合考察组《关于唐雨耳朵辨色认字的考察报告》,文章称:“在铁的事实面前,大家心悦诚服,一致认为:唐雨的耳朵确实能辨色认字,并非危言耸听;某些人毫无道理的指责讪笑,未免武断专横。”学界的话语支撑与政界权力的介入,终于使这场荒唐剧不可遏止地推演下去,高潮迭起,一浪高过一浪。在20世纪80年代,对这种伪科学的宣传大张旗鼓,甚嚣尘上,至少有上百家报刊对此作过宣传报道,广播、电视、纪录电影等媒体也积极参与其间。

很快全国形成了“人体特异功能”热,由此又形成了气功热,许多“大师”纷纷粉墨登场,其中严新的表演又最为典型。严新是重庆中医研究所的一位医生,他欺世盗名的绝招是与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及清华大学等高层科研单位的科研人员合作,为他的“气功外气”披上最权威的学术外衣,赢得最权威的媒介话语认可。1988年,严新与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陆祖荫、清华大学晏思贤、李升平等人在《自然杂志》联名发表包括《气功外气2000公里超距对物质分子作用影响的实验研究》在内的系列论文,其中在该刊11卷8期上就发表了三篇论文,分别是《气功外气对于激光偏振面的影响的观测》《气功外气作用下对具有生理效应溶液影响的激光拉曼观测》《气功外气对于脂质体相行为的影响》等。(www.daowen.com)

严新借助“科学”的旗号,使他声誉猛增,中央多家主要传媒对严新发功都作了正面报道。《光明日报》连续发表宣传严新的长篇报道。如《怀揣着求医者的电报、信函,从重庆出发北上——中医师严新千里迢迢找病人——他集中医、气功、武术和特异功能于一身,沿途为不少人治好病》,《清华大学气功科研协作组观察发现——导致生理效应发生改变是气功能治病的原因——这项发现表明我国气功研究由细胞水平进入分子水平》,《清华大学气功协作组首次发现——气功外气能影响核酸分子结构——证明人体可以不接触物质而影响物质改变”其分子性状》等。三篇报道主题、引题和副题全有,主题突出,引题说明烘托,副题补充印证解释,功能齐全,唯恐不周,唯恐受众不关注、不相信。这些报道都充分利用了新闻语言的表达优势和功能,有的让“事实”说话,有的让权威科学家说话,有的让实验结果说话,现身说法,以产生令人感到确凿无疑、千真万确的传播效果。

在“人体特异功能”热正炽之时,其他伪科学事件也接二连三地冒了出来,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水变油事件”和“胡万林事件”。这些伪科学事件的出现都与媒体话语,尤其是报刊话语的影响与支持相关。1993年1月28日,《经济日报》发表长达半版的报道,题目是《水真能变成油吗?——记民营企业家王洪成的发明》。这是一篇难得的“奇文”,奇就奇在这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历史语境里,在中央级的大报,居然会有如此虚妄的言说。今天读起来也许令人喷饭,但在当时的《经济日报》上,这绝对是作为一篇十分认真的为他们所认为的科学和真理、正义和道德作辩护的重头文章,而且感慨唏嘘,郁积异常。这篇报道使用了“中国第五大发明”、“平凡与伟大之间”、“十万个为什么”三个小标题,其对话的指向性十分明确,它在向那些对王洪成质疑的人们进行声讨,不是一个或几个“为什么”,而是提出所谓的“十万个为什么”,即是说要有多少个“为什么”就有多少个“为什么”,意谓对王洪成的质疑没有丝毫的道理。用“中国第五大发明”、“伟大”这样的概念,则把王洪成这样一个玩低劣把戏的骗子粉饰成一个历史上伟大的科学家。“作者苦心编织了一套‘皇帝的新装’,潜性的对话关系构成了一个复调的文本。”[12]所以,王洪成的“水变油事件”无异于另一个版本的“人体特异功能”,一个20世纪90年代的天方夜谭

喧嚣一时的“胡万林事件”也是荒谬绝伦的媒体事件,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由大众媒体制造出来的“神医”。胡万林本是一个囚犯,50岁生命史中有24年在监狱中度过。他是由1995年2月22日《国际气功报》上一篇题为《一个囚徒创造的神话》的报道,而短时间内名声大噪,被誉为“盖世华佗”。后来,某权威新闻机构向全国发了通稿,于是,影响遍及全国。1997年底,作家柯云路出版了一部70万字的巨著——《发现皇帝内经》。该书的上部“发现当代华佗”把胡万林作为“神医” 作了详细的描述和评价,说他在新疆行医的4年当中,收治各类疑难病症120万人(平均一年30万人,每天820多人),共治愈癌症,而且大多为晚期患者6400多例,等等,迷惑了成千上万的读者。于是,一场造神运动就在全国的媒体上展开了。1997年7月他在太原开办了胡万林医院,治死20多人;1997年11月在陕西长安县太乙宫镇开办了终南山医院,引来10万人“朝圣”,闹出146条人命。1999年1月1日,在《南方周末》发表的《新闻的力量——我们的新闻年度回访》的报道中,胡万林被评为“1998年百姓十大话题”的“话题人物”。

这些反科学的“奇闻异事”一在媒体上抛出,就招致了来自各界的纷纷质疑。如1979年4月16日,安徽省繁昌县科委主任鲁世荣对《安徽科技报》刊登的《宣城县12岁女孩胡联能用耳朵认字辨色》的新闻提出了质疑和批评。一些科研机构也通过试验和测试,一再证明和揭穿报道内容的虚假性。1979年4月24日,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的胡耀邦同志对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第92期《信访简报》上的《揭穿“耳朵认字”的骗术》一文专门写了如下的批语:“穆之、井丹、绩伟、曾涛、香山同志一阅。所有表演过这出丑戏的小孩都没有罪。地县委居然轻信,党报居然发表,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声中,居然出现这样荒谬绝伦的笑话,并由此推想各条战线上必然存在的能同这种笑话相比美的事情,我们该要这么警惕啊!该要这么努力联系实际解决一些问题啊!” 5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祖甲的文章《从“以鼻嗅文”到“用耳朵认字”》,认为用耳朵认字这类传闻荒谬无稽。《四川日报》编辑部向省委宣传部写出自我批评书,承认“对待‘耳朵认字’这种事情,更多地着眼于它的新闻性,而没有很好地考虑它的科学性、严肃性、更没有考虑它的客观效果”,“我们诚恳接受领导和群众的批评。”6月5日,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向中宣部作《四川省委宣传部关于“耳朵认字” 宣传自我批评向中宣部的报告》。报告说:“关于四川日报3月11日刊登‘耳朵认字’一则消息的问题,四川日报编辑部先后写了两次检查报告,他们决定在报上公开检讨,以挽回不良影响。省委书记杨超同志对此作了自我批评,表示:‘川报发表耳朵能认字的消息是我同意的,这是草率的表现。应该由我负责任,报社和下面单位的同志是没有责任的。’经省委研究,同意川报编辑部提出的处理意见。同时,采取适当方式将杨超同志的表示转告县以上单位。”但是,在此后长达20年的时间内,仍然有众多媒体不时改头换面以各种方式卷入类似虚妄的宣传活动之中。诚如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田中阳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在百年报刊科学话语中,科学与封建迷信、伪科学的交锋是一条基本线索,成为一场“世纪的角逐”。它充分说明中国社会和文化中科学精神还十分匮乏,科学教育和科学启蒙还是一项十分需要、十分重要的战略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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