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报刊创办之初，对新闻报道多采“有闻必录”原则：“凡有奇闻要事，耳目所周者罔不毕录。”^[1]致使一些搜神志怪之事不时见诸报端，流风所染，遗毒社会非轻。从科学视角对新闻报道中张扬封建迷信、神怪灵异的现象进行抨击，也就成为中国近现代媒介批评领域中一个重要内容。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中国民间信仰中包含着众多迷信成分。近代以降，风气渐开，一些民间信仰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但大多数民众甚至各级地方官员仍然安习固常，坚守着已经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信仰，新闻媒体上常见所谓“毒蛇大王”之类的报道即是一种。《大公报》曾经对此提出批评：

夫以毒蛇为大王，此理果足凭否？倘曰足凭，予从此缄口不复谈论此事，如果不足凭，我辈新闻纸之主持笔政者，遇此等事只可视为无足轻重之列，置之不登可也。即曰有闻必录为新闻纸之体例，登之亦属宜然，惟似须于叙事之外加以按语，以为愚民之棒喝，以符乎开民智之宗旨，乃可不负我新闻纸之职分。若人云亦云，无所发明，有何贵乎有新闻纸，又何以称为新闻纸能开民智，或有谓以毒蛇大王载在本栏祀典者，然我辈议论朝政之新闻纸，岂亦无所辩论，一如愚民之随声附和乎？我辈之争不足贻笑，深恐以素有名誉之新闻纸，一旦于漫不经意之中而伤损其名誉为可惜耳。^[2]

在20世纪初年，“有闻必录”报道原则在新闻传播领域还很有市场，但新闻界已经隐约觉察到其弊端和危害，只是当时尚无更有力、更先进的新闻理论武器传入。因此，《大公报》对毒蛇大王之类新闻报道的批评只能围绕着“新闻纸之职分”来展开，商兑、建议的温和口气，无法形成理直气壮、义正词严的驳论，这种媒介批评的力度和效果都受到很大影响。

五四前后，西方的科学技术由归国留学生大量输入，中国国内思想上要求有新的科学方法论的愿望，有了现实的坚强基础。陈独秀1915年在《敬告青年》一文中，极力推崇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以来科学观念的巨大功绩，在他及其同道的大力倡导下，“赛先生”此后迅速成为人们观察新闻传播进步与否的一个重要指标，倡扬科学成为报刊的一时风尚。鲁迅就曾对《新潮》杂志在科学知识传播方面给以鼓励和建议式的评价：

《新潮》每本里面有一二篇纯粹科学文，也是好的。但我的意见，以为不要太多；而且最好是无论如何总要对于中国的老病刺他几针，譬如说天文忽然骂阴历，讲生理终于打医生之类。现在的老先生听人说“地球椭圆”，“元素七十七种”，是不反对的了。《新潮》里装满了这些文章，他们或者还暗地里高兴。（他们有许多很鼓吹少年专讲科学，不要议论，《新潮》三期通信内有史志元先生的信，似乎也上了他们的当。）现在偏要发议论，而且讲科学，讲科学而仍发议论，庶几乎他们依然不得安稳，我们也可告无罪于天下了。总而言之，从三皇五帝时代的眼光看来，讲科学和发议论都是蛇，无非前者是青梢蛇，后者是蝮蛇罢了；一朝有了棍子，就都要打死的。既然如此，自然还是毒重的好。——但蛇自己不肯被打，也自然不消说得。^[3]

但中国近现代报刊编辑中旧式文人为数不少，报刊社会新闻中多有荒诞不经、谈狐说鬼之类掺杂其间，这些篝灯读之举为谈助的内容，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越来越受到了人们更为猛烈、尖锐的讨伐。

新闻史学大师戈公振先生曾经概括地批评当时报刊科学观念匮乏令人扼腕，对社会的科学进步和发展不但无所助益，反而多有阻滞的现象：“从科学方面观，可谓最无贡献。因科学之不发达，而迷信遂益难打破。乩坛可以问政，建醮可以弭兵，野蛮时代之把戏，居然能在二十世纪之新舞台上与人争长短，不可嗤哉？甚至‘天皇圣明’，‘天命所归’之文字，竟能在报纸上发表，此真足悲愤者也。”^[4]1917年秋，上海中华书局陆费逵、俞复等人开设“圣德坛”，组织“上海灵学会”，并从1918年1月起出版《灵学杂志》，公开宣扬“鬼神之说不张，国家之命遂促”。这些倒行逆施不仅受到了进步文化工作者理论上的批驳，而且也在媒介批评领域受到了狙击。

“上海之鬼市”，我未看到过一次；上海的鬼报，我却时常看见。这里所说鬼报，并不是指那报纸是鬼所办的，也不是说那报纸是办给鬼看的。我只觉得在此科学昌明的世界，报纸不尽破除迷信的责任，而反时时“谈神说鬼”，一煽迷信之焰，于是“鬼话”连篇，使愚夫愚妇读之，森森然觉字里行间布满“鬼气”，名为“鬼报”，或者正合于“纪实” 的道理。^[5]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旗之一就是科学观念的阐扬。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科学的观念在中国大地上广为传播，深入人心，但旧的社会观念并不甘愿就此退出历史舞台，它们还要挣扎，还不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借尸还魂，向进步观念反扑。从媒介社会责任的角度对报刊传播的内容提出批评，使媒介批评具有了推进社会进步的建设性品质。

1924年7月10日，上海最老的两张报纸，忽同时登出一段关于驱蚊的笔记。笔记的一段是记小鬼驱蚊：武进一个吕状元未第时，在朱姓家教读，夜不畏蚊。一夕，朱戚某氏宿吕榻，鬼叱为穷教官而去之；又一段是记画圈驱蚊；什么张天师的女儿，嫁到一个人家做媳妇，夏日在墙壁上画一圈，如碗大，蚊蚋尽自投其中，次晨日出，伊以袖轻拂之，又纷然散去。一稿两投的问题，自然还是小事。而笔记里面所述的两段轶事，都足以增长国人的迷信观念，却偏能同时博得两位大主笔的青睐，则令人嗟叹不已：“此种传说，不但荒谬，而且陈腐，在旧时笔记小说里，不知可以翻得多少，何劳民国十三年的读报者重行录寄，而又何劳大主笔先生为之发排呢？迷信已误尽中国人了！关于蚊蝇的文字，能够从科学上发挥最好，次之从文艺上亦尽有舒写的余地；我愿投稿人和大主笔今日都从大处着想，勿专作‘姑妄言之妄听之’的想头吧！”^[6]这样的材料出现在以教育社会、开启民智自期的新闻纸上，只能说明编辑社会责任感的堕沉和扭曲。

反常是新闻的构成要素。社会新闻中有部分是报道社会和自然界中异常现象的新闻，对这些异常现象进行报道是新闻纸的份内之事，但中国现代一些报纸在报道这类新闻时，使用一些张皇其辞、似是而非的语言，不仅未达到传递科学知识、增益见闻的目的，反而造成读者思想和认识上的进一步混乱。著名新闻学者、编辑周孝庵从“精编主义”的角度，对报纸上的一些具有违反科学常识、宣扬迷信倾向的新闻文本进行个案解剖与分析，对一般编辑如何处理这样的新闻具有示范性意义。上海某家大报曾经登载有这样两则新闻：

谣传将有鬼敲门

阴历五月十一二三等日(www.daowen.com)

闸北方面，近来忽有一种不可思议之谣言，谓夏历五月十一，十二，十三，等日，入晚后，各处将有鬼敲门，届时须紧闭家门，不可外出，如闻外面有人叫唤，亦不可开门答应，否则必将病毙云云。数日来家传户晓，一般胆小者，顿现恐慌之状态，有不少妇女辈，已预备在该数日中，于晚前买就应用物件，实行开门拒鬼，不再外出。并闻此项谣传，南市等处，亦有发现云。

霹雳一声石狮粉碎

一时又有谣言：天明每闻狮吼

前日午后一时，天气酷热，将浦东陆家宅后面居民俞某住屋顶上长约尺许之石狮子一只击碎，一时观者毕集。据该处乡民该石狮子已历多年，近来每至天未明时，恒闻得该石狮吼声，大有跃跃欲活之势，故遭雷击云云。一般迷信者奔走相告，咸惊疑不定。

周孝庵在引述这两条新闻后，加以评述道：“盖近世科学昌明，迷信鬼神之说，渐无立足之余地，报纸应郑重记载，破除迷信，而不可摭拾捕风捉影之谈，大登特登。须知编辑员一时之疏忽，足以贻社会无穷之恶影响，此其一；报纸上所登载者，应为正确之事，今明知其为谣言而登载之，殊与此原则有背，此其二。故以上第一条，绝对不必刊登，第二条则只须刊登石狮触电之事实，‘据该乡民云……’以下之一段，殊属可笑，故亦应割弃。否则，该处居民更将‘奔走相告，惊疑不定’矣。”^[7]副刊编辑缺乏常识，至可诧怪。怪胎闹鬼之事，时见记载；最无根据的剑客侠士的消息，也常有详尽的报告。此外，中医的神效，西人的怪事，以及前清笔记中所常有的神怪记载，也无不应有尽有。如1929年4月23日上海《新闻报》即载有《广东新会发现田鱼宝》的消息：

新会为粤中五大名县之一，亦山明水秀之乡，所产甜橙，著名遐迩，顷接该地友人来书言，县城之沙堤桥河中，于四月八日发现田鱼宝一颗，缘是地向为渔夫捕鱼区域，有渔夫名钟濂者，亦属老顾客，是日钟于垂网时，忽见千万鱼虾，群集一处，钟如水兜捕之，鱼虾纷纷远蹿。俄顷又聚，钟甚以为异，乃搜捞其地，得一石，重可十斤，涤去泥污，石色淡青，鳞甲斑斑，绝类金鱼。即怀之归，越日，为某骨董家以二十五元易去。事为县教育局得悉，断定是石为宝物，应归公家保存。现正在交涉中。稽考县志，载沙堤桥，某名士曾题之曰紫水渔舟，引为新会八景之一。相传河桥底恒有石像鱼名“田鱼宝”者出现。嗣遭渔夫识破盗去。鱼虾遂渐减少云云。则是石殆为田鱼宝无疑矣。亟录之，以待识者考证。^[8]

更为荒谬与可笑的是，这些违反科学常识的志异式报道却偏偏要涂抹上一层科学的外衣，以达到自欺欺人的阅读效果。郑振铎在《评上海各日报的编辑法》一文中，引述了上面这条消息后，加以批评道：“稍有常识的人便知道这种消息是无意识的，不足登载的，然而《快活林》的记者却居然将它登载了，还要‘亟录之，以待识者考证’！”^[9]一般人都可以理解的事情，报纸编辑却装模作样摆出一副不理解的好奇神态，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其心可议，那只有被嘲笑讥讽的资格了。

中国现代伟大的社会病理学家、思想家鲁迅先生，一眼洞穿了这些报刊在科学旗帜下贩卖反科学内容的无聊而可笑的把戏，在《中国的科学资料——新闻记者先生所供给的》一文中，鲁迅不动声色地将几个类似的新闻标题以及报纸的评断置放一处，没有一句评点，却尽情地嘲笑和暴露了其反科学的本质。

毒蛇化鳖——“特治之以备生物学家之研究焉。”

乡妇产蛇——“特识之以供生理学家之参考焉。”

冤鬼索命——“特记之以俟灵魂学家之见教焉。”^[10]

标题的类似与整饬，产生了额外的框架结构性意义，这种模式框架结构使得批评文本不仅形象具体，简洁生动，而且意蕴深邃，富有意义生成的空间和张力，通过给其添加一个“中国的科学资料——新闻记者先生所供给的”这样一个标题，仿佛在不经意之间，就使其共同的反科学本质特征得到淋漓尽致地展示和揭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