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是行动的先导。在以往的新闻史研究中，人们追索中国新闻传播的道路为什么如此而不如彼的各种原因时，目光更多地聚焦在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等显在因素方面，而对于潜隐其后的媒介观念性活动则远远关注不够，尤其是对媒介批评在新闻的生产和传播中所起的特殊作用，以及这种作用是如何悄然规制和改变着传媒生态等相关问题关注不够。事实上，在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向现代化途程迈进的过程中，以观念性生产方式运作的媒介批评始终在场，并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显示着力量及其存在，对新闻传播的发展方向起着引导或纠正的作用。中国现代媒介批评是一个纷然杂陈、众声喧哗的场域，这源于传媒在现代社会中的强大影响力，每一个社会力量都企图影响和操控传媒达到自己的目的，于是就有了对传媒的评头论足，由于每个批评主体的地位、立场、倾向、目的、学养各不相同，熟悉和擅长的解析工具与话语表达方式亦互有差异，因而造就了中国现代媒介批评在理论视角上的千姿百态。在中国现代媒介批评的诸种视角中，源自美学视角的媒介批评导引着中国新闻传播事业一步步挥别原始简陋、粗放无序，走向丰富多彩、精致规律。

美，一个诱人的字眼，它以其无法抗拒的魅力迫使人们不懈地追求它，甚至不惜献出身家性命。新闻传播事业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早期人类的新闻传播活动不仅规模很狭小、时效性不足，而且也未完全形成独立的新闻表现形式。这是通讯事业不发达、新闻传播受到局限的结果。早期报纸的受众，阅读报纸仅仅是获取一定的信息而已，自然还谈不到用审美的眼光去看待、评价新闻。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进步，人们的交际越来越多，信息传播的方式也越来越多，报刊的大量涌现，使得新闻媒体之间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新闻事实的真实准确、报道快捷固然是吸引受众的一个决定性原因，而新闻作品能够给人以审美的愉悦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哪一家媒体能够把自己的新闻作品打造得更精更好，哪一家媒体就能满足受众的需要，形成一个固定的受众群，这家媒体就能适合市场的需要获得发展。于是，新闻美的问题因为新闻事业发展到一定阶段而现实地出现。

中国近代新闻事业自19世纪初叶诞生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处于缓慢发展的阶段，直到19世纪末戊戌变法维新时期，才形成了第一次国人办报高潮。在第一次办报高潮中，中国的报刊工作者基本上都是政治思想家、政治活动家，他们对新闻事业的思考还主要集中在如何挖掘和实现新闻媒体的政治启蒙功能上，从审美的角度观察和设计新闻传播还处于不自觉的萌芽阶段。20世纪初叶，第二次国人办报高潮涌起，随着人们对新闻社会作用的理解趋于全面、深刻，特别是一些具有西方新闻理论背景的新闻工作者，开始自觉地以西方国家的新闻事业为参照系，运用西方资产阶级新闻理论为解析工具，对国内新闻传播的不足和缺陷进行批评，于是，新闻美的问题逐渐进入媒介批评的领域。

美的世界丰富多彩，千姿百态，美的表现固然五彩缤纷，琳琅满目，但齐整、对称、秩序、节奏等形式问题，则是美的一些最基本、最寻常的内容构成。在中国现代媒介批评中，新闻传播的体例、版面编排、栏目划分、标题制作等形式问题，最具有美学的意义。这是因为人类所感知的世界，始终是一个有形的世界，为人们首先所感知和认识的美，常常是一种形式的美。新闻的形式和内容一体两面，新闻形式直接制约着传播的社会效果，关注新闻传播的社会效果终究会归结到新闻表现形式的优化。新闻信息的承载形式往往为接收新闻的人们最先感知，媒介批评优先集中在新闻传播的形式表现等问题上，乃势有必然。

中国现代媒介批评首先从新闻是否具有属于自己的形式——媒介体例展开。所谓媒介的体例，是指媒介的体式，是新闻媒体以及新闻报道在内容组织、结构方式上所表现出来的独特形式，它是新闻媒体以及新闻报道存在的依据。体例属于媒介的形式，对作品意向的表达具有重要的意义，脱离了形式的思想意向，就无法构成新闻的主题，否定了形式，新闻就不复存在。媒介批评应重视媒体的个性追求和新闻作品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提倡完美的形式和意向暗示的协调性。在媒介批评实践中关注新闻体例，标志着新闻自我意识的觉醒，是新闻传播走向独立和自觉的开始，也是新闻传播审美意识的表现。(www.daowen.com)

在中国近代报纸诞生之初，中国近代媒体并没有完全形成属于自己的传播体例，不仅报刊不分，而且媒介的外观形式也一如中国传统书册，报刊上的文体虽然遵循新闻要迅速、准确反映现实的特殊需要而不断进行改革，但“文体的变革是缓慢的，探索是不自觉的，因为读者和办报人并没有变革的自觉要求。”^[1]所以，早期人们并没有明确地意识到新闻的体例问题。1872年，英国商人美查在上海创设了《申报》。该报的出现在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在《申报》创设前后的几十年间，中国京城中有邸报发行，这是发行量不多的朝廷出版物。民间报房或驿站人员从邸宅抄录邸报上的官方文书，加以印刷成为京报，在京城和各地发卖。内容还是朝廷宫门抄、上谕和奉旨，只供官场阅看，一般读者不看，也难以看到。这是新闻传播中最保守、陈旧的方式，还不是近代意义上的新闻纸。在人们日常的生活观念中，对《申报》这样的近代新闻纸并不理解。所以，《申报》创刊伊始，对新报的意义进行反复论述：“各国新报，系传各国国家之事，上自朝廷，下及闾里，一言一行，一器一物，无论美劣精粗，备书于报。中国邸报只传朝廷之事，不录闾里之琐屑，故阅者士大夫居多，而农工商贾不愿焉。”^[2]可以说是近代新闻媒介体例意识的较早表达，但并未细论媒介体例的具体内涵。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特别是戊戌变法时期救亡图存的社会需要，使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对由西方传过来的近代报刊的启蒙作用刮目相看，继而掀起了中国资产阶级第一次办报高潮。而后在新闻实践经验不断积累的情况下，人们对媒体的认识和探讨也由外向内逐渐深入。1896年10月，谭嗣同首先在《时务报》上发表了《报章文体说》，高度赞颂了当时出现的报章文体。但他这种对报章文体的推崇是以肯定报刊的社会功能，以此确立报刊在社会生活结构和意识形态当中的地位为主要论述的前提，却没有对报章文体的真正内涵进行界定和解说。

在中国新闻传播史上，梁启超在1901年首开媒介体例的批评先河。他在缕述中国近30年的各报刊时，常论及报刊体例完美与否，如：“唯上海、香港、广州三处号称最盛。而其体例，无一足取”，“惟前者天津之国闻报，近日上海之中外日报、同文沪报、苏报，体段稍完。”“《知新报》僻在贫岛，灵光岿然者凡四年有余，出报至一百三十余册，旬报之持久者以此为最。然其文字体例，尚不及时务报。”“去冬今春以来，日本留学生有‘译书汇编’；‘国民报’、‘开智录’等之作。‘译书汇编’至今尚存。能输入文明思想，为吾国放一大光明，良可珍诵，然实不过丛书之体，不可谓报。”^[3]这都说明梁启超已经清醒地看到新闻传播自身的特性，力图用新闻的眼光来评价新闻媒体及其活动，初步具有了媒介批评的学科意识，使得媒介批评具有了更为浓郁的专业色彩。从王韬到谭嗣同，再到梁启超，我国媒介批评专业化的历史发展逻辑，越来越清晰可见，说明随着时代的演进，尽管社会能够提供的环境并不乐观，但人们的新闻自立意识仍然在顽强而不断地生长和增强。

对媒介体例的强调，说明梁启超已经超越了一般对新闻媒体与新闻作品的内容分析和价值判断层次，而进入到探求新闻之所以为新闻的规律性研究界面。因此，谢六逸1935年论道：“梁启超氏曾说：‘近年以来，陈陈相接，惟上海、香港、广州三处号称最盛（报馆），而其体例，无一足取。每一展读，大抵沪滨冠盖、瀛眷南来、祝融肆虐、图窃不成、惊散鸳鸯、甘为情死等字。填塞纸面，千篇一律……梁氏对于我国报纸的体例问题，可谓概乎言之。到了今天，他的批评仍可适用，我们在今天，岂不是依然看见‘大刀千柄，霍霍生光’的新闻记事么？依然看见‘大火中跳出模特儿’的新闻记事么？讲到这里，我觉得纯正的报章文学，在我国是最需要的了。”^[4]谢氏的说法切中肯綮，也从另一面表明梁启超的媒介批评已经进入到新闻传播内容与形式有机统一的审美层次，其论断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