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新闻事业为终身职志、素有新闻界“释迦摩尼”之称的俞颂华先生，1919年在上海的《时事新报》主编《学灯》。他后来曾回忆说，在“五四”运动之前，国内知识界很多人都对中国内忧外患的煎迫，感到苦闷、迷茫和愤懑。某日，有一位朋友来到报馆与他谈论时事，很感慨地说：“我们的教育界与新闻界，未免失职；否则中国的社会，何致这样地暮气沉沉，没有光明的气象！”^[33]俞氏听后深为震动，认识到报纸如果能尽其崇高的职责，国家与社会都蒙其福，如果不幸失职，则足为国家、社会进步的障碍。“故欲使新闻事业能尽职，能有实际的进步，还须新闻从业员自己努力。新闻从业员的道德、学问与技术上的修养，是使报业健全与进步最基本的关键。”^[34]报纸是现代社会中一种强大的力量，应该大力提倡或维持善良的风纪，而不应当助长或逢迎社会上种种恶劣思想或习惯。

我所说的新闻界没有道德，一件就是“逢社会之恶”。他国新闻界是开导社会的，我国新闻界是逢迎社会的，真真可叹！近来社会不愿意有世界眼光，新闻记者也就不谈国外的事；社会不好学，新闻记者就绝口不谈学问；社会喜欢欺诈作恶，新闻记者就去搜辑许多小新闻，来做他们的参考；社会淫乐，新闻记者就去微访无数花界伶界的消息，来备他们的遗忘。这番话不是我言之过甚，乃是实在有的。两年以来，更发达了！北京的报纸，除了小报数十种不计外，其余大报之后，也纷纷增设评花评戏的附张。《北京日报》从前算是正经一点的，去年也都设了“消闲录”登载满纸的“花讯”。我以为也就够了，不料他还要印出种种的照片，来替一般娼妓分“访单”。诸君想想，这是何等行为！^[35](www.daowen.com)

新闻传播当然要满足读者的阅读需要，但满足不等于迎合。邵飘萍指责一些报纸热衷于登载低级趣味的内容，“揣度报纸所以悍然不顾之原因，无非以此迎合一般劣等之读者，既有损新闻价值，而贻害社会风俗，则其责任为尤大矣。”^[36]罗家伦在《今日中国之新闻界》中质问：“‘世界上还是报纸改良社会呢？还是社会改良报纸呢’！我望新闻记者想一想。”^[37]问得有力有理，发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