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刊是我国报纸的一种固定版面，因区别于作为报纸主要内容的新闻版而得名。副刊分综合性和专门性两种，综合性副刊大都有文艺色彩，运用多样化体裁，反映社会面貌，丰富文化生活。副刊很长一段时间被末路文人把持，其间藏污纳垢，影响极坏：“我们打开报纸一看，其中至少有三四篇小说，这些小说的内容，大部分是性欲的描写，荒谬绝伦，神神鬼鬼的迷信记述，以及江湖剑侠，绿林强盗等生活的描述。这些小说大半是无聊文人为换取稿费而作，在文学上一点价值没有，给予读者——尤其是男女青年及儿童——的印象完全是坏的，非教导青年为非作歹，即鼓励青年流为江湖绿林‘英雄’，或出家修道成仙。”^[20]这样的文艺作品，只能引导人们逃避现实，沉浸在虚无缥缈的自我麻醉之中，无法鼓起人们认识现实并改造现实的勇气。

更有人直指这种副刊就是封建势力在新闻媒体上的大本营：“除了《时报》，上海报纸却没有一种专资消遣的附刊。其中所载的是什么东西呢？红男绿女才子佳人的小说，约居八分之一，此外便是捧伶人，捧电影明星的文学，还有则为那种不值识者一笑的谈相说命，扶乩占卦，以及记载鬼怪的东西，质言之，完全是封建思想的结晶！不但此也，这与小报同其性质，以迎合社会的丑恶心理为唯一目的。”^[21]如此批评未免有点武断，有以偏概全之嫌，但也确实点到了某种本质的东西，能引导人们从更深刻的社会意识形态生产上去思考和观察。

有一个时期，黑幕小说在报纸的文艺副刊上大行其道，所谓黑幕只是文人玄想的产物，与实际生活差了十万八千里，只能起到掩盖现实中丑恶黑暗的作用。“今日流行之出版物，厥惟《黑幕》。实则此种《黑幕》，多仅为虚拟悬构之小说，而真正之黑幕，则竟无人敢为披露，甚至躬受其害者亦为太息隐忍。十里洋场，不知有几多魑魅魍魉，愧非神禹，不能一一为之铸鼎也。最可痛者，操觚者不敢揭载其黑幕，而彼黑幕中人则方明目张胆，绝无顾忌。人言不足恤，其罪恶几成为公然之秘密，无识者且啧啧称其能。呜呼！其影响于人心风俗者，为何如耶！”^[22]从一个国家报纸上的内容，可以看出这个国家是否有希望。正因如此，黑幕小说在20世纪20年代受到了广大进步文化工作者的猛烈批判和坚决抵制，逐渐波退潮落，归于平淡。

报纸副刊应起到向人们灌输知识、增广见闻、开阔视野、陶冶情操的作用，人们对报纸在型塑民族素质方面曾经寄予了很高的希望，但现代中国有些报纸上登载的知识却非常可议：“《申报》常识栏，有一篇《旅行须知》，第十条为‘勿预人家事’，说什么‘论是非，评曲直，虽在熟识，尚起猜疑……’的话。这真是好教训，把‘各人自扫门前雪’ 的衣钵，更增添了一层色彩了。是非曲直，都不敢评论，自然作恶者越发肆无忌惮。家事里面，不知藏着多少罪恶，虐媳，毙婢，……种种事情，如果有乡邻或路人肯打一个抱不平，或者可以稍减，现在把一条路都塞住，这真是好教训呀！但我想，旅行也还有些危险，轮船火车，难保不失事，为什么不劝人关着大门坐在家里享福呢？”^[23]如果不仔细辨别，某些副刊文字中隐含的错误思想意识确实还能迷惑一些人。使用推误的逻辑分析方法，其隐蔽着的价值错乱之处就明显起来。这种媒介批评就具有帮助人们提高认识和辨别能力的作用。(www.daowen.com)

以游戏的态度从事编辑工作，在现代报纸的副刊版面上表现尤甚，这种游戏人生的态度具有传染性和腐蚀性，会使社会失去真正爱心和人文关怀。如孙慕韩做总理，王克敏做总长，两方意见不洽，时有争吵。有一家日报的副刊上发表一篇小评论，题目叫做“海甸总理与石娘总长”；临城劫案发生，田中玉与孙美瑶开对等会议之时，又有一家日报的副刊上发表一篇小评论，大意是“孙美瑶与田中玉同一玉也，而田之玉不及孙之玉矣”云云，本欲幽默而得不到幽默的效果，只能是流于油滑了。诚如鲁迅所说的：“是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收场大吉。”^[24]是一种不露痕迹的帮闲法：“譬如罢，有一件事，是要紧的，大家原也觉得要紧，他就以丑角身份出现了，将这件事变为滑稽，或者特别张扬了不关紧要之点，将人们的注意拉开去，这就是所谓的‘打诨’。如果是杀人，他就来讲当场的情形，侦探的努力；死的是女人呢，那就更好了，名之曰‘艳尸’，或介绍她的日记。如果是暗杀，他就来讲死者的生前的故事，恋爱呀，遗闻呀……人们的热情原不是永不驰缓的，但加上些冷水，或者美其名曰清茶，自然就冷得更加迅速了。”^[25]鲁迅的揭露可谓鞭辟入里，入木三分。

郑振铎也曾在《评上海各日报的编辑法》一文中，对此弊端进行抨击。1929年4月10日《新闻报·快活林》上发表了署名“独鹤”的《外交上的今昔》，该文有云：“济案解决了。崔士杰等到济南，坐着花车，挂着青天白日旗。当地各团体，都来欢迎，日本人也来欢迎。这种情形，不但当局者觉得神旺气壮，便是我们新闻记者记着这段事，也似乎觉得笔底下很有些儿气概。”^[26]将崔士杰与蔡公时的遭遇进行对比，述及蔡公时的夫人这时正在请求恤款，抚育遗孤，作者然后感慨道：“同一交涉员，同一山东交涉员，有的悲惨，有的风光。这件事就外交论，虽非胜利，总算有相当的成绩。然而就个人论，也只能说是有幸有不幸。总之彼一时，此一时。蔡公时只是不得其时，因此大倒厥霉。”^[27]以悲天悯人的口吻议论蔡公时夫人的处境，只能让人感到作者情感的虚伪，与真正的人类悲天悯人的情怀表达相差不可以道里计。以这样的视角评论有辱国格和国家形象的济案，确实会让有良心、有正义感的爱国人士不忍卒读。

1929年4月9日《新闻报·快活林》上登载了署名珊的《隽语》：“毛雨楼因婚姻不自由，愤而自杀。各报社会新闻，均载其事。照他的姓名，可以成一诗句云‘小楼一夜毛毛雨’。只可惜‘毛毛雨’之后，未接唱‘妹妹我爱你’，便因此牺牲了一条性命。”^[28]郑振铎全文征引了该文后痛斥：“以此等自杀的惨闻作为‘隽语’已极可讶的了，乃还以自杀者的姓名为游戏而称之曰：‘小楼一夜毛毛雨’。作者岂是一位有心肝的人？编者又岂是一位有心肝的人？我不敢相信，我国的人，特别是新闻记者，乃竟无同情心至此！至于梁启超死了之后，附张的插图作者，乃画一个鬼门关，几个已死的鬼，向梁招手曰：欢迎，欢迎！这已是习见不怪的事了。”^[29]对弱者、逝者不仅缺乏起码的同情和眼泪，甚至还将其作为戏谑的对象，如此的编辑方法，不能不让人从嬉笑的故事中嗅出冷酷，从无言的版面背后感到无情。新闻传播需要通过读者的阅读才能产生社会效果，而阅读是一种知、情、意三者综合作用的个性化行为，是一个穿透语言表意、深入文本里层的披文入情的感受过程。郑振铎先生通过直接披露自己阅读新闻的感受，无疑是一种高明的通过诉诸读者感情而获得观念认同的批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