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与社会风气之间的正相关性，一直是中国新闻工作者构思新闻职能的支点。近代著名报人王韬很早就明确赋予了报刊的社会教化功能：“乡里小民不知法律，子诟其父，妇谇其姑，甚或骨肉乖离，友朋相诈，诪张为幻，寡廉鲜耻。而新报得据所闻，传语遐迩，俾其知所愧悔，似亦胜于闾胥之觥挞矣。”^[3]1902年，英敛之在《大公报序》中，将该报的创办宗旨定位于开风气，牖民智，“故本报断不敢存自是之心刚愎自用，亦不敢取流俗之悦颠倒是非，总期有益于国是民依，有裨于人心学术。其他乖缪偏激之言非所取焉，猥邪琐屑之事在所摈焉。”^[4]也是将报道内容与社会风俗联系起来进行思考。中国现代新闻学的开山者徐宝璜在《新闻学》中将提倡道德列为新闻纸职分之一，极力主张新闻纸应立在社会之前，引导社会入于正当的途径。他谴责有些新闻媒体心口不一，实际表现与口头标榜判若云泥：

吾国报纸，虽无不以提倡道德自命，然查其新闻，常不确实，读其论说，常欠平允，往往使是非不明，致善者灰心而恶者张胆。更观其广告，则诲淫之药品，冶游之指南，亦登之而无所忌讳。甚至为迎合社会心理以推广销路起见，于副张中或附印小报，登载“花国新闻”，香艳诗词，导淫小说，及某某之艳史等案件。且有广收妓寮之广告并登妓女之照片，为其招徕生意者。是不惟不提倡道德，反暗示阅者以不道德之事。既损本身之价值，亦失阅者之信任，因阅者将渐视其为一种消闲品耳。此于记者之道德，亦大有关系。因迎合社会，乃贱者之所为，与敲诈同为不德也。^[5]

新闻的实际内容是传播社会效果的直接根源，评价媒介的标准当然只能是根据其传播的实际内容，而不是看它的旗帜。挂羊头卖狗肉在新闻界不是绝无仅有的现象。虚伪不仅让人憎恶，也反映出新闻媒体自己都不敢理直气壮、坦然面对。对这样的传播内容，只要将其实际内容与口头标榜置放一处，其表里不一的丑态就暴露无疑，就可以收获较好的媒介批评效果。

偷、盗、杀、绑、奸、淫、诈、毒等类新闻，本是社会的产物，从新闻媒体的反映职能来看，登载固无不可，但是有些新闻媒体登载此类新闻时以夸大、扭曲、畸形的心态去描摹，非但没有警示意义，反而具有教唆性质，新闻在某种意义上就变成了罪恶的工具。“在目前，各大城市的报纸，对于盗匪奸杀以及社会变态事件，大都不惜篇幅，长篇报道。往往写得淋漓尽致，如见其事，如见其人，然而给予读者的印象，却是太可怕了，而且还刊出那新闻里的凶手与尸体的不清不楚的照片，令人更觉可怕。笔者认为大可不必在这些地方‘锦上添花’。”^[6]以读者为起点开展批评，追求新闻传播健康有益的社会效果，是中国现代媒介批评的重要特色。“一个读者给上海美华晚报一封信中说：我打开报纸，觉得十分悲哀，因为似乎以大字刊载的多注意于黄色的强奸，情杀等新闻，尤其晚报更是常患这毛病。——要知道这种新闻的记载，便是新闻界的向后退。而甚至有时情杀等案写成特写，有如性史，那更是不堪之事了。我仅代表一部分真正的读者在这里向新闻界提出严重的抗议！”^[7]读者意识是媒介批评主体自觉意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读者阅读感受出发，流露出对社会文化建设的关怀，也增加了媒介批评的力度。因为批评客体可以不理会批评主体，但不可以不理会读者。新闻教育学家谢六逸就认为新闻纸在道德方面，应宣扬善良的人生，培养读者对于社会认识的正确性，应做到善良观念的启发与反省，向上意志的养成：

在大都市中，每日制造出无数的变态的罪恶，编辑者当明白自身的职责是宣扬善良，并非是暴露罪恶，读者看了之后所发生的影响若何，必须注意。但是大多数的编者，不惜将报纸的标题降至零度，为了迎合低级趣味，极力的描摹刻划，欺骗夸张，报纸的功用，变成罪恶的课本，非但不能去奸除凶，反而使为非者得到参考，此种反常的标题，是不合于伦理的。^[8]

小报因为走娱乐消遣的办报路线，特别追逐犯罪新闻，满纸腥、性之气，曾被人鄙夷地称为“文化粪便”的制造者。有些大报颇为眼红小报的读者群，邯郸学步，模仿小报的风格，刻意迎合一部分小市民的低级趣味，使大报走上了小报化的道路，丢掉了大报严肃端正的品格，败坏了报纸的社会形象。(www.daowen.com)

上海的有些介乎大报和小报之间的报章，那社会新闻，几乎大半是官司已经吃到公安局或工部局去了的案件。但有一点坏习气，是偏要加上些描写，对于女性，尤喜欢加上些描写；这种案件，是不会有名公巨卿在内的，因此也更不妨加上些描写。案中的男人的年纪和相貌，是大抵写得老实的，一遇到女人，可就要发挥才藻了，不是“徐娘半老，风韵犹存”，就是“豆蔻年华，玲珑可爱”。一个女孩儿跑掉了，自奔或被诱还不可知，才子就断定道，“小姑独宿，不惯无郎”，你怎么知道？一个村妇再醮了两回，原是穷乡僻壤的常事，一到才子的笔下，就又赐以大字的题目道，“奇淫不减武则天”，这程度你又怎么知道？这些轻薄句子，加之村姑，大约是并无什么影响的，她不识字，她的关系人也未必看报。但对于一个智识者，尤其是对于一个出到社会上了的女性，却足够使她受伤，更不必说故意张扬，特别渲染的文字了。然而中国的习惯，这些句子是摇笔即来，不假思索的，这时不但不会想到这也是玩弄着女性，并且也不会想到自己乃是人民的喉舌。^[9]

著名电影演员阮玲玉就是死在这些无良报纸的记载之下的，说这些媒体谋杀了她，一点都不过分！从社会良善风俗的维护角度，新闻工作者提出了“新闻伦理化”的对策，对有些人坚持刊载腥、性、凶等新闻的理由进行理论上的批驳。当时有些媒体坚持大量报道煽情性的社会新闻，其理由有三：（一）报纸刊载黄色新闻，在营业上是有利的；（二）读者公众有权利要求报纸刊载他们所喜欢的新闻；（三）新闻报道只须符合事实，就算尽了责任。这三个理由表面上振振有辞，其实不过是用来掩盖其对金钱追逐的真实面目罢了。有新闻学者逐条批驳：

就第一点来说，报纸固是一种商业，但却不是一种纯粹谋利的商业，因报纸与社会的关连和影响很密切，报纸对社会就负有一种义务，它的活动不但不许含有危害社会的成分，且进而要求它对社会作建设性的积极贡献。不择手段以达到增加营业利益的目的，这不是优良报纸的经营政策。就第二点来说，读者固然是报纸争取的对象，读者的意向与兴趣是报纸编辑人所必需考虑，但这不是说，报纸应该追随读者，讨好读者。对于读者所喜欢的新闻，不加限制地供给，不问其后果如何，这是愚蠢而危险的编辑方针。报纸有教育的功用，在低级趣味新闻上，我们应慎重处理以教育读者，而不是渲染夸大以煽动读者。就第三点来说，新闻固在报道事实，但它的责任并不止于此。这些事实应如何报道？这些事实公布之后，社会所受的影响如何？都是在发表一项新闻之前，所必须考虑的问题。假如公布了某一事实之后，社会蒙受其害，我们又何贵乎这种新闻报道？^[10]

新闻媒体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不能脱离社会而孑然独立，既然新闻媒体从社会中获取生存资本，那么它也就必须对社会负有一定的义务，最起码的是不能危害社会肌体的健康，这是社会对媒体的基本要求。如果新闻媒体无法履行这一要求，那么它也就失去了继续存在的理由和意义。从新闻媒体与社会关系的角度，批评新闻媒体缺乏社会责任意识，这样的批评很有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