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媒介施行管理在任何国家、任何社会中都普遍而始终地存在，只是具体的管理体制和方式不同而已。国家对媒体的管理理念基于传媒业的双重属性，这是世界各国的共识。正如一名美国学者所言：“传播管理与经济控制及社会管理同时相关，但又不完全属于其中任何一类。传播管理独特的双重属性是基于传播产业自身的独特性质，它既是一个经济组织也是一个社会组织。”^[2]传媒是国家机体构成的一部分，国家不可能不对传媒施行管理。国家对传媒的管理一般需要或者兼顾考虑国家、公众和传媒组织三方面得益的平衡。国家利益首先是指国家安全包括国防安全、经济（金融）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等。公众利益包括公民的知情权、表达权、普遍服务原则、公正原则以及法律赋予的公民权利的维护等。传媒组织的利益主要包括媒介的言论出版自由、传媒业的经济利益等。一般来说，国家总是在确保国家利益和公众利益的前提下尽量考虑传媒业的利益，这天经地义，无可厚非。

大凡组织机构都需要进行管理。国家是一定范围内的人群所形成的共同体形式。在当今世界上，国家可谓是最大且拥有至高权力、正式的组织群体，其庞大与复杂程度要远高于其它各类组织。仅内政就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科技、思想、教育、文化、资源、环保等很多方面，涉及中央、地方和普通百姓，在管理过程中要考虑当前和未来，而这方方面面又都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管理是国家的重要职能，一般国家行政管理当局是国家的象征，它是一种拥有治理一个社会的权力的国家机构。国家对新闻传媒业的管理，一般包括三个层面：一是市场准入层面的管理，即出版、播出的许可证。二是内容层面的管理，国家通过颁布法律法规，对传播内容作出明确规定，如禁止刊播煽动暴乱、泄露国家机密、隐私和侵权等等。三是结构层面的管理，如从保护公平竞争、保持观点多元的角度，出台诸如反垄断法等，对媒体市场占有率作出规定和限制。从世界各国看，国家对媒介的管理手段都是法律与行政兼用，其具体内容往往根据形势和环境发展适时作出调整。

1956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推出了3位美国新闻传播学者撰写的《传媒的四种理论》（旧译《报刊的四种理论》）。该书由四篇论文汇编而成。他们根据政治和社会理论的基本原理，从新闻事业和政治制度的关系上阐述了他们的理论观点，着重探讨了在不同的社会政治制度下对新闻媒介的控制和新闻自由的问题。该书作者采用了共时性、历时性并举的方法，概括出世界上曾经出现和存在着的四种传播理论，即集权主义新闻理论、自由主义新闻理论、社会责任媒介理论、共产主义媒介理论。学界公认，“四种理论”开了比较新闻学的先河，填补了大众传播文献空白，从宏观的视野揭示出新闻媒介与社会的关联，直接影响并指导了其后新闻学研究的内容和方向。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到20世纪末，新闻学的研究主要是宏观、抽象地围绕新闻体制、新闻事业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展开。这种研究很大程度上构成了20世纪新闻学研究的中心主题和基本理论体系。“无论是西方新闻学者还是中国新闻学者（中国新闻学者中包括我国内地、台湾及港澳地区的学者）都认为，关于报业四种理论的考察，是20世纪西方新闻理论最重大的主题和最主要的内容。”^[3]由此可见，《传媒的四种理论》是从“媒介体制” 角度出发而得出的新闻传播学研究成果，虽然从20世纪70年代以后，该理论遇到了强而有力的挑战，但它探究不同社会制度与新闻业的关系，这种研究方法对西方新闻学和模式一直影响着甚至左右着后来的媒介理论，也吸引着人们从媒介体制的宏大角度去透视新闻与社会的关系。也可以说，围绕着对“四种理论”的争论，人们展开了对媒介与社会关系的诸多思考和评述，从而构成了媒介的社会管理批评的部分内容。

传媒的“四种理论”诞生于美国“富裕”的20世纪5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飞速发展，百万美元规模的公司让位于亿万美元的跨行业大型联合企业。1956年，白领工作者的人数首次超过蓝领工作者，典型的工资收入者越来越多地变成办事员，为庞大的非个人的实体工作。这被看做是美国历史上的又一座里程碑。否定“放任自由”，鼓吹“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有效地缓解了自由市场经济导致的经济危机。同样，西方传统的新闻自由制度也遇到了新的挑战。在大众传媒领域，自由放任的发展从根本上动摇了自由至上主义的根基，大众传播业已为少数垄断者所掌握，“观点的自由市场”受到威胁。为了让传统的新闻自由制度健康有效地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继续发挥作用，对传统的新闻自由制度进行重新思考、调整与完善，就提到了西方政治文化生活的日程上来。在这一社会政治和文化、思想背景下，以对“四种理论” 准确与否为思考的切入点，在对“四种理论”提出批评、否定和商榷的基础上，人们对媒介的社会管理体制进行了更为深入的设计和论述。

1971年，美国学者约翰·梅丽尔（John Merrill）和拉尔夫·洛温斯坦(Ralph Lowenstein)在《媒介、讯息与人》一书中对“四种理论”进行修正。该书认为将一个国家强归到“四种理论”中的某一类中去，或者反过来把一种理论强加到某一个国家身上，无异于是削足适履的做法。像肯尼亚、缅甸、埃及或者其他一些欠发达国家又该适用什么理论呢？故而该书作者认为，“四种理论”的概念缺乏灵活性，无法恰当地解释和分析当今世界的所有新闻传播媒介，因此必须做一些修改。他们据此提出了“复式”分类方法，从而可以适用既有的各种新闻媒介所有权和新闻思想。他们将“四种理论”简化为两类：威权主义倾向和自由至上主义倾向。这种分析和分类显得更具有理论的弹性和包容性。

1981年，美国学者威廉·哈希顿（William Hachten）在《世界新闻多棱镜：变革的媒介与冲突的意识形态》一书中提出的“五种理论”则对“四种理论”作出了较大改进，其中增加了关于第三世界的媒介理论。他提出，有关新闻以及大众传播的性质与作用的各种不同的理解，实际上来源于各种不同的政治体系与历史传统，而这些不同的理解实际上也都体现在当今世界现有的五种不同的新闻理念中：

威权主义理论：新闻总是受到国家和君主的直接或间接控制，印刷或广播媒体不得挑战和批评或以任何形式诋毁统治者。新闻运作自上而下，统治者决定什么可以发表，什么不可以发表，因为真理和信息实质由官方垄断。(www.daowen.com)

西方理论：自由或独立的媒体通常只能在少数西方国家才能出现，而这些国家一般都具备以下共同特征：具备能为个体公民自由和财产权提供有意义保护的法律体系。具有明确的独立新闻传统。

共产主义理论：新闻媒介结合为统一的共产主义新闻事业。传播媒介国有，在协助政府统治中起积极作用。新闻事业的主要功能是推广领导的政策，协助控制社会。

革命理论：这是一个非法的颠覆性传播的概念，运用报刊和广播推翻一个政府，或者夺取统治权，或者推翻当权者。也就是说，革命的新闻事业是指，这些新闻人坚信他们所在的政府不代表他们的利益，必须要推翻它。

发展理论（即第三世界理论）：大众传播的所有手段——报纸、广播、电视、电影、国家通讯社——必须由中央政府统一调动，在国家建设的重大任务中发挥作用：扫盲、扶贫和培养政治意识，以及为经济发展提供帮助等。

美国学者希伯特·阿特休尔在《权力的媒介》中认为，“四种理论” 作者是在带有冷战色彩的时期推出的成果，他们的分析怀有某种敌意，其思维模式局限在“我们对他们”的框架中，这种方法使作者着魔于美国新闻界对苏联的分析，因此，在他们的文章中，不用费力就能断定“好人”与“坏人”。阿特休尔认为用民主、自由或者共产主义、威权主义这样的字眼容易妨碍人们正确的理解，于是他根据经济状况把新闻体制划分为三种：马克思主义计划经济模式、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和第三世界国家模式。阿特休尔在《权力的媒介》一书中的分析将对“四种理论”的批判带入了一个新层面。^[4]在这个基础上，西方学界后来又陆续推出了一系列围绕媒介体制的研究成果，使媒介的社会管理批评不断向深层挺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