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出现了大量的包括广告在内的“生活方式报道”，对受众实施物质生活消费的诱导。

我国此前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可称之为“生产的社会”，其新闻多是指导意义的“生产方式报道”，最典型的莫过于报道农业生产的“四季歌”。因消费居于次要地位，此时有关社会生活消费的报道则处于缺位状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之后，传媒报道的内容逐步实现重点转移：由“生产方式报道”转向了“生活方式报道”。这种“生活方式报道” 的核心乃是社会的消费行为，包括休闲娱乐、购物旅游、居室装修、卫生保健、服饰化妆、烹饪美食等内容，同时还包括大量生活消费的行情、趋势、热点、时尚与流行等等。只要人们回顾新时期以来的扩版潮、各种新创办的都市报、生活报和一些专业广播电视台及其栏目，就可实实在在地感受到生活方式报道所占据的主导地位。同时，生活方式报道也闯入到严肃、高层次的各级党委机关报，成为其中专特刊的内容；就连《人民日报》也于1998年创办了《假日生活》周刊，专门报道消费、旅游、购物等信息。

这类生活方式的报道已经与传统的新闻价值观渐行渐远，更多地具有广告宣传的倾向和意义。它在客观上诱导并开发着人们对于物质享受的欲望，以及在享受物质的同时对人生意义、价值的新的理解。这种情形在广告传播中尤其突出。就一般情形而言，我国大众媒体上的广告内容已从注重产品信息逐步转向注重营造生活方式方面上来。尽管人们常常会抱怨如今的广告太多，并且许多人都曾有过被广告误导的经历，但广告在我们的生活中还是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其实，广告不仅为我们指出了购买的方向，而且从根本上说还酿就了我们的购买欲望。现代广告已经道道地地成了人类欲望的孵化器。”^[11]铺天盖地的广告往往调用各种各样的方式，以社会、情感、生理因素等掩盖促销功能，通过反商业的话语来实现其商业目的。如“农夫山泉，有点甜——是小时候喝过的味道”等，是诉诸怀旧情感；如“孔府家酒，叫人想家”，是诉诸伦理亲情；如雀巢咖啡的“味道好极了”的广告，直接诉诸某种生理体验；还有大量如“贵族享受，工薪消费”类的广告，则是诉诸社会的地位和身份。这些被称为“消费主义时代抒情诗”的广告，同样是对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它把美好生活、高品位、亲情、感官快乐等附着于世俗和日常商品上。这种审美化趋势，往往淡化商品的使用价值，强调其象征意义，使人们在对物进行消费的同时，激发起自我的想象以及生理、精神的愉悦。这种效果在儿童身上表现尤为明显。据有关调查表明，我国儿童对零食的选择，往往不考虑食品本身的营养、卫生、价格等因素，而是食品的包装是否漂亮，包装内有无玩具和画贴等。还有许多孩子对零食的选择是出于同龄人之间的攀比，比如，别人吃了的，我也必须要吃，“要不然同学聊天的时候，人家吃过的而你没吃过，就搭不上话等。”^[12]这就是由广告对商品象征价值的强调所造成的社会现象。(www.daowen.com)

可以说，包括广告在内的生活方式类报道，在对日常生活作审美化处理的过程中，打造品牌，拟定品味，标示档次，构建商品的“符合价值”和“符码世界”，它既开发、诱导人们的物质消费欲望，教育人们接受新的生活方式和品味，同时其符号的象征意义又标志着人的关系和差别性。人们消费什么、怎样消费事实上是他的个性及社会地位的显示。“当人们消费商品的时候，社会关系也就显露出来。”^[13]传媒通过对于商品象征价值的强调实施着社会的认同与分层，将对现实社会产生结构性的深远的影响。这也就决定我们对于实物商品及其生产、交流与消费，需要放在一个文化母体中加以理解。如此，虽然社会生产方式决定其生活方式，但传媒内容的重点转移表明，人们不再可能把生产方式视为现代社会得以形成并进行运作的主要的乃至惟一的决定因素，似乎应将眼光转向表现生活方式的消费方式，以此来认识当今社会。

二是媒体及新闻传播的娱乐化倾向严重。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媒体传播内容的娱乐化。一些综合媒介的专特刊及文化体育艺术类媒介，争相对中外各种文艺活动、文体赛事和各类明星作深度报道，包括广播特别是电视中各类影视、娱乐、休闲节目，报刊上大量的情感小品，还有各种社会、自然的奇闻异事，乃至一些男女纠葛、绯闻、传言、凶杀、灾害事故等，空前地占据着媒介的时间和空间。这类新闻信息和节目，其实并不具有多少实用的价值，主要作用于人的兴趣、感官和本能，供给受众以消遣享受。电视已成为现代社会人们重要的娱乐、休闲工具，其新闻传播的功能已经大大弱化或边缘化。在这种新闻价值观的支配下，它们确乎成为了“快乐大本营”，不遗余力地进行着社会“欢乐总动员”，营造大联欢的氛围。另一方面是新闻报道形式的娱乐化，即“硬新闻软着陆”，竭力从政治、经济变动中挖掘其娱乐价值。在新闻表现形式上，走新闻故事化、文学化、煽情化的道路。有些新闻节目制片人公开宣称：“新闻是快乐的”，“电视24小时就是快乐24小时” 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