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1939—）早年在英国读书，在英国剑桥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是当代英美学术界著名的大众文化理论家，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传播系教授，因其“文化消费主义”的研究主张而被西方学术界称为当代大众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他撰写了《理解大众文化》《解读大众文化》等8部著作以及数百篇有关大众文化、大众传播和影视文化的研究论文，在欧美学术界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他尝试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研究，倡导积极快乐和随意休闲的大众文化理论，推崇日常狂欢的大众消费精神，试图在大众文化研究中的精英主义和悲观主义之间做出一种超越。在西方学者大众文化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他们对大众文化所持有的态度和立场，大致上经历了一个从精英主义到平民主义，从彻底否定到部分肯定，再到积极肯定的转变过程。费斯克对大众文化所持有的基本立场是平民主义的积极肯定的立场，他在其代表作《理解大众文化》的前言中就坦言自己是一个根深蒂固的大众文化迷。可以说，他对大众文化的喜爱溢于言表。

西方传统的文化理论中，大都把大众文化看作是一种异己的因素而极力贬斥。在他们的眼里，大众文化以一种欲图拆掉人民自己风俗的私人小花园和统治者高雅文化的大公园的高垒深墙的不安分形象而出现。在阿诺德1869年出版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中，他把文化界定为所思所言的最好的东西，将工业文明造就的大众文化称为无政府状态，并将其视为对国家和社会秩序的威胁。霍克海默、阿多诺等人甚至直接用“文化工业”来替代大众文化这个概念，因为在他们看来，大众文化的概念有可能被误解成从大众生活中自发产生、并为大众所用的文化，从而遮蔽了以大众传媒为载体的美国流行文化的本质。从20世纪50—60年代开始，西方文化研究理论界对于大众文化的看法，悄悄地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向。具体而言就是从彻底否定到部分肯定，再转变为积极的肯定。所谓“部分肯定”是指有些学者面对大众文化蓬勃发展的强大势头，被迫承认这个事实，对它做出了有限的肯定，但仍然戴着传统的有色眼镜去看待它。这实际上是对大众文化发展潮流的一种消极回应。例如，欧内斯特·范·登·哈格认为大众文化的流行很大程度上无法避免，主要原因在于它符合大规模生产的实质。另外，大众文化比高雅文化具有更高的经济回报和更庞大的潜在消费群体。这种观点体现了当代西方文化的研究理论对待大众文化上的一种矛盾态度。在急遽变化的社会现实面前，人们的认识也在发生根本的变化。许多学者很快抛弃了原来的观念，转而对大众文化采取积极肯定的态度。他们认为在大众文化活动中，大众不只是在消费文化商品，他们也是在利用和改造它们，文化商品不只是大众消费、接受的对象，而更是大众可以利用的文化资源和材料。大众对文化资源的选择、利用以及利用的程度，体现了大众在文化活动中的积极能动性。很显然，这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费斯克早年在英国读书，在剑桥大学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曾在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工作过。在其论著中能非常明显地看到它秉承了伯明翰学派的传统立场，并在此基础上，对大众文化表现出更加亲近乐观的态度。首先，费斯克不同意他的前辈学者认为大众文化是由“文化工业”创造的观点。他认为“大众文化”是由大众创造，而不是强加在大众的身上；它产生于内部和底层，而不是来自上方。他认为“大众文化”中“大众力量”是一组变动的效忠从属关系，它们跨越了所有的社会范畴，而形形色色的个人在不同的时间内可以属于不同的大众层理，并在各层理间频繁流动。在这种变动的社会效忠从属关系中，大众具有“游牧式的主体性”。这种文化的“游牧者”的姿态是以主动的行动者，而非屈从式主体的方式，在各种社会范畴间穿梭往来。他们是充满抵抗精神、积极、主动的大众。大众在解读大众文化时就会从不同的社会层理和文化效忠从属关系中作不同理解。于是，大众文本呈现出多义的开放性。其次，费斯克认为，大众在消费文化商品的过程中能够进行富含文化意义、权力运作的抵抗，以大众的日常生活实践装扮起来的大众文化是弱者对统治者灵活的一种进攻，具有微观政治学抵抗的意义，大众文化的驱动力在于能给大众提供快感，文化经济中运作着能为大众拥有的意义、符号、价值。费斯克的理论贡献是创造性地提出了“大众生产式文本”、“大众文化快感理论”来阐明大众在消费过程中所进行的这种抵抗。

所谓“大众生产式文本”是费斯克分析大众文化文本特征时所做的一种归纳。在费斯克看来大众是能动的、自由的主体。他认为大众具有一定的辨别力，这种辨识行为往往出乎文化工业本身的意料之外，因为它取决于文本的特征，也同样取决于大众的社会状况，大众会从相关性、符号生产力、消费模式的灵活性这三方面来选择他自己所需要的文化商品。因积极参与、主动介入大众可以生产出一种“意识形态暂时丧失”、“对宰制力量的逃避”效果的快感，这种就像“选择有用东西做成菜肴”的“符号生产力”行为，其大众主体就像一个在意义超市中挑拣商品的“文本偷猎者”一样，其消费模式就像家庭中男人、主妇、小孩等角色观看电视的节目内容、欣赏方式的巨大差异一样，他们从原初的文化资源中挖掘出关联自身个性、富有创造性、吻合相关性的意义、快感和权力。(www.daowen.com)

与法兰克福批判学派不同，费斯克不仅为大众文化辩护，更高声颂扬大众文化。他认为大众文化绝非一无是处，或者至少不能像一般人所理解的那么简单与平面，大众文化是超越符号生产意义的斗争场所，它能帮助处于从属地位的人们从资本主义社会资源中获取自己的利益。面对工业资本主义所提供的消费品，大众并非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而是一个能够根据自己的身份需要，或闪躲、或创造、各取所需，规避、对抗、颠覆着来自上层的霸权力量的游牧者。大众文化始终是关于冲突的文化，它总是关系到生产社会意义的斗争，这些意义对从属者而言颇有益处，但并非是主流意识形态所要求的那一种，这场斗争的胜利，不管它是怎样地稍纵即逝，也不管它受到怎样的限制，最终总能够创造出大众的快乐。

费斯克并不否认文化商品的意识形态性和支配性，但是，文化不等于产品，它是活生生的意义的生产过程。也就是说，文化工业的体制虽然提供了文化商品，但并不意味着大众消费它们的过程可以简单被描述成听凭摆布，被同质化为群众的过程。在消费过程中，尽管权力集团控制各种文化形式的生产，也规范着这些文化形式接收的空间，但大众还是能够在解读过程中偷偷地加入自己的利益，逃避权力集团直接的控制。即使在面对强势者的操纵企图之下，受众也有自己的反抗策略。一方面，强势者在他们所建造的如城市、学校、商城、工场车间等场所践行他们的权力，而另一方面弱势者则在这些场所内部开创自己的空间，他们像游击队员一样穿梭往来于这些场所，只要他们需要，他们就占领这些场所。例如，房主为我们提供了可以居住其间的楼房，为我们提供了必要的装饰材料，还提供了文化工业，即我们在里面放松时所需的消费文本。不过居住在房主的场所里，我们会把该场所变成我们自己的空间，至少，具体的居住实践是我们而不是房主，我们可以创造自己的生活空间。当我们暂时“居住”在某一种文本当中，并用自己的方式解读该文本时，这些解读方式由我们自己决定，我们能够创造性地利用现有的文化资源生产自己的意义。受众灵活地游移于多种主体立场之间，躲闪来自权力集团的控制，在抵制和对抗中产生意义与快感。

费斯克在创造性和抵抗性的阅读中引入“快感”理论，他们相信大众文化可以制造积极的快感，这种快感主要来自反霸权的意义生产。例如流行小报开展各种批评，以制造怀疑主义式的快感，广大读者可以透过这些批评“给以不信任的怀疑主义式的欢笑，从而表达他们不在其中的愉快”。^[6]显然，费斯克认为，只有诉诸于“快感”这样一个精神分析学和美学的概念，才足以确立抵抗性/创造性阅读的地位，才有可能抗衡来自主导意识形态操控的“快感”和文化工业资本积累的“快感”。“快感”成为一种文化意义争斗的内在驱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