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1931—2014）是英国著名社会学家、文化理论家、媒体理论家和文化研究批评家。1951年享受罗氏奖学金到英国牛津大学学习，并取得文学硕士学位。20世纪50年代霍尔参与创办《大学和左派评论》及《新左派评论》两份重要的左派刊物，并于1958年担任《新左派评论》主编。1964-1979年应霍加特邀请任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代理主任，后转为主任。1979-1997年任英国开放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97年荣休后任英国拉尼美德委员会委员、国际视觉艺术中心主席等职。霍尔长期在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工作。他与同事针对媒介传递的流行文化内容以及特殊的社会群体（如工人、青年等）对这些文化内容的运用，开展了大量研究，探讨了一系列有关这些社会群体作为受众与大众文化产品之间在译码过程中的互动问题，包括：媒介传播的大众文化内容究竟是否在误导人们还是在帮助人们正确认识其社会经历？人们是否有可能接受含义不明确的文化内容并以新的方式作出解释（这种解释方式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文化内容的传播意图）？霍尔最广为人知的重要贡献是提出了有关编码与解码的理论。他认为受众对媒介文化产品的解释与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立场相对应。他提出三种假想的地位，即:以接受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为特征的“主导-霸权的地位”，大体上按照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进行解释，但却加以一定修正以使之有利于反映自身立场和利益的“协商的符码”，以及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全然相反的“对抗的符码”。霍尔的研究成为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研究受众接受行为的理论背景。从此以后，文化研究敞开了关于电视受众主动性的研究的大门，一种受众研究的新范式得以兴起并迅速扩展开来。

霍尔的这篇《电视讨论中的编码和译码》文章，堪称传媒与流行文化研究中一篇至关重要的文献。其中心内容是电视话语“意义”的生产与传播，其理论基础来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生产、流通、使用（包括分配或消费）以及再生产四个阶段。霍尔批判了大众传播研究根据信息流通将传播过程化约为“发送者／信息／接收者的线性特征”，并提出电视话语“意义”的生产和传播存在着“主导的复杂结构”，还以此为起点对电视话语的生产流通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电视话语“意义”的生产，即电视专业工作者对原材料的加工。这也是所谓的“编码”阶段。这一阶段占主导地位的是加工者对世界的看法，如其世界观、意识形态等；第二阶段是“成品”阶段。霍尔认为电视作品一旦完成，“意义”被注入电视话语后，占主导地位的便是赋予电视作品意义的语言和话语规则。此时的电视作品变成一个开放、多义的话语系统。第三阶段也是最重要的阶段——观众的“解码”阶段。

霍尔借鉴了阿尔都塞、葛兰西等人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以及民族志、语言学、符号学等多种研究方法。在这篇文章中，他重点运用符号学和文化霸权理论对电视传播中的“编码”和“解码”进行细致入微地分析和探讨，详尽揭示承载着意识形态的电视话语的意义流通过程，以及在解读环节中受众与主导意义结构争夺霸权的实践。霍尔认为，事物本身并没有意义，而是存在这么一些表征系统，通过概念和符号构成了意义。意义生产依靠于诠释的实践，而诠释又靠我们积极使用符码——编码，将事物编入符码——以及靠另一端的人们对意义进行翻译或解码来维持。于是，他将电视视为整个表征系统的一部分，而这些传播实践的“客体”则是意义与讯息，其形式为特定类型的符号载体，它们像任何形式的传播或语言一样，在一种话语的语义链中通过符码的运作而组织起来。一个未经加工的历史事件不能以这种形式通过电视新闻来传播，事件必须在电视话语的视听形式内符号化。在以话语符号传送的这一环节中，历史事件服从语言所赖以指涉的所有复杂的形式规则。在电视符号隐含的意义层次，往往也就是意识形态话语介入最活跃的层次，主流文化的“文化霸权”隐而不彰地附着其中，期待借此温和的方式得到被统治阶级、集团的自由赞同。

霍尔把电视机构生产出来的产品当作一个意义开放的文本，研究其在流通、消费阶段的诸种可能性，显示了文化研究学派视野的开阔及对个体主观能动性的强调，第一次提出了解码的生产意义。由于各种事物——世上的物、人、事——本身并没有任何固定的、最终的或真正的意义，是我们——在社会中、在人类文化中——使事物有意义，对其指意，因而从一个文化或时期到另一个文化或时期，意义常常会发生变化。也就是说，这个意义从来就不只是关于其自身的，而且是涉及到文化过程和文化关系的。每一个符号都加入了一个我们称之为文化的意义之网。电视文本的流通过程就不再是“发送者—信息—接收者”这种线性的模式可以解释。霍尔认为：“电视讯息的生产和接收并非同一事物，但它们相互关联；它们都是传播过程的社会关系所组成的整体中的不同环节。”^[4]电视信息的生产与接收在由作为一个整体的交流过程的社会关系形成的总体性中是各自区别的环节。霍尔同时指出，电视信息的生产和接收虽然相互联系，但并不同一，整个流通过程由于符号身后文化规则的介入而各环节相对独立，上一环节不能完全保证下一环节的情况。如果受众的文化规则与电视文本制作者相对应，意义的流通则得以圆满完成。若双方文化规则不对应，则受众不仅会对符号的明确意义层次产生误读，甚至有可能对其隐含的意义层次产生对抗解读。因此编码与解码的文化规则不仅仅是理解符号表面意义的能力问题，而且牵涉到文化惯例、社会背景、当前利益等诸多方面。霍尔据此提出了以下三种受众的解读地位：(www.daowen.com)

第一个假想的立场是主导—霸权立场，传播的目的是实现传播者与受众之间实际相同含义的交流。处于这一立场的新闻传播者的理想的传播方式是“完全清晰的传播”，即受众在主导符码的范围内进行解码，其对信息解读的方式和过程完全符合编码时刻制码者所设定的预期，这是一种意义“完全不失真的传播”模式。然而，这种预期传播目的的实现要依赖于媒体的暗中操作，如电视媒体将视觉质量、新闻价值和表现价值、电视质量、职业作风之类的貌似中立的、技术性的问题置于突出的地位。第二个立场是协商式立场。一方面，它承认占统治地位的定义进行宏观表述（抽象表述）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在更为严格、具体的层面上，它制定出自己的程序——它的运作中有不符合规则的例外。它既承认有关事件的主导性定义的特权地位，同时又保留着以较为协商式的方法将其运用于本地情形的权利，因而这种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协商式变体充满矛盾，尽管人们只是在特定情况下才能充分意识到这些矛盾。协商式代码遵循所谓特定的、具体情势下的逻辑运行。在此，霍尔看到了编码/解码过程中其实是存在着包容与控制的双向运作。第三个立场是抵制式或对抗式立场。霍尔认为，虽然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在主导媒体文本中处于优先解读地位，但并非说明所有的受众都会自动做出这种选择，解码人的具体社会状况会激励他们采用不同的姿态来对待同一媒体的文本。一个观众完全明白话语中给出的字面意义和内涵意义，但他/她偏用一种与之完全相反的方式进行译码，他/她以自己喜爱的代码分解讯息，将讯息在另一种参照体系中重新组合。例如，工人受众往往会将主流媒体编码的关于“限制工资必要性”的“国家利益”解码为阶级利益。霍尔还特别地指出：“政治上最为紧要的时刻（显然，这与广电机构本身的危机时刻是重合的）之一，就是人们开始对抗式地解读通常会以协商方式编码和译码的讯息的时候。”^[5]这里就介入了“表意的政治”，即话语的斗争。

这三种立场中，后两种解读方式的提出无疑显示了文化研究力图摆脱阿尔都塞结构主义思想的影响，并开始导入葛兰西霸权理论。他们已不再认为文本结构将主导受众讯息接收的结果，而是认为意识形态与被统治者的社会经验之间存在着持续不断的矛盾，其交汇处就是一个意识形态进行斗争的场所，受众成为不断抗争的积极主体。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改变了实证主义研究对信息传递者与受众关系的线性理解。这种视角的转变不仅仅意味着发现了积极生产意义的受众，而且把受众纳入到了主体间传播关系之中，揭示了阐释过程中所隐含着的社会政治经济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