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 ，1915-1980），当代法国思想界的先锋人物，著名的哲学家、文学家、社会评论家、文学批评家和符号学家。出生在法国诺曼底，父亲是一位海军军官，在他未满一岁前于北海的一场战斗中死亡，母亲安丽耶塔·巴特与他的姑姑、祖母共同抚养他。在法国巴荣那市，他跟着姑姑学习钢琴，是他初次接触文化的经验。9岁时他跟随母亲迁移到巴黎并且居住在那里直到成年，这造成他一生中对乡村文化的热爱。巴特在学生时便展现出过人的天赋，1935年到1939年于巴黎大学的学习让他获得了古典希腊文学学位。其后因为肺结核使他经常进出疗养院，亦因健康问题中断了他的学术生涯，但也使他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不被征召入伍。在无法进入法国主要大学进修的状况下，他辗转于各地做法语讲师，其后在他的学术生涯中也刻意避开这些主要的正规大学任教。他早期的著作在阐述语言结构的随意性及对大众文化的一些现象提供深入的分析。许多著作对后现代主义思想发展有很大影响，包括结构主义、符号学、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其符号学著作使他成为将结构主义普遍应用于文学、文化现象以及一般性事物研究的重要代表。他提出了写作的零度概念以反对萨特关于文学干预时事的理论，认为文学如同其他交流形式一样，在本质上是一个符号系统，并在多部著作中运用其文本分析法消解言语所指，尝试按作品本身的组织原则和内部结构揭示文本种种因素的深层含义和背景。20世纪60年代晚期，巴特享誉国际，他到日本和美国旅游，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发表演说。在整个70年代，巴特持续地推进他的文学批评理论研究，发展出文本性与小说中的角色中立性等概念，更使之受到广泛注目，为在20世纪把结构主义建立成一种具领导性的文化学术运动提供了较大助力。1976年他在法兰西学院担任文学符号学讲座教授，成为这个讲座的第一位学者。1977年他被选为法兰西学院文学与符号学学会主席。1980年3月26日，巴特不幸因车祸逝世。

自20世纪以来，流行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迅速传播引起了诸多理论家的兴趣。他们透过缤纷的时装、绚丽的广告，看到其背后隐藏的神秘的文化氛围。近现代一些美学家开始尝试将符号学观念运用于文学艺术领域，这为巴特的符号学研究奠定了基础。由于巴特不断将符号学的研究扩展到服装、摄影、日常生活诸领域，巴特对文学界的影响走得更远。他的工作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类似解放的工作，把对象从平庸中解放出来，从常识中解放出来，他让我们领会如何重新看待我们的周遭，如何用不同于常识和习惯的眼光看待一切。流行服装无疑是流行文化中引人注目的一部分。巴特1967年发表的《流行体系》，则是他研究流行服装的一部具有代表性的成果。

巴特的《流行体系》写于巴特在高等研究学院任职期间，前身是其博士论文，从开始研究到最后出版，前后历时10年之久。这是一本贯穿巴特前后期思想、具有转折和衔接性意义的作品。巴特宣称这是一本建构方法的书，他把索绪尔的理论与实践联系起来，将借自语言学的符号学理论运用在一种特殊的研究对象上：书写的时装。他把这本书看作是一趟有耐心的旅行，并把它作为证明书写的流行服饰的一种新个体。在该书中，他不厌其烦地引用一些语言学中的专业术语建立起数学公式般的流行系统，并拒绝对意象的诉求，因此全书不用插图。然而，在视觉文化的研究中，巴特的符号学理论往往被当作理解视觉文化和流行文化的方法，这似乎与他在本书中阐明的拒绝意象的立场有所矛盾。其实不然，巴特正是通过叙述描写来分析书写的时装的符号学意义，并洞悉作为流行文化的时装在特定的时代和特定的地域的社会的、哲学的、宗教的和政治的情境或结构之中所产生的意义。

巴特认为，为了深入分析时装这个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必须善用符号学理论，把流行服装杂志作为一种书写的服装语言来分析，集中解剖时装的纯粹图像想象形式，集中分析它的纯粹理智表现形态，即它在专门的时装杂志上所呈现的那些模样。他通过当时最流行的法国两大时装杂志——《他》和《时装花园》的文本和图案，区分了三大种类的时装——图像时装、书写时装和实际时装。图像时装是被拍摄或设计的图案化的时装，书写时装是通过语言并改造语言的时装，实际时装是被出售、展览和穿戴的那些时装。巴特指出，书写时装通过口语和普通语言的翻译，决定并生产着时装的意义。所以，书写时装是时装意义的生产和再生产场域。在巴特看来，并不是实际时装这个实际呈现的物体对象，而是它的名称，也就是透过书写文字的加工而被赋予特定意义的那些书写时装，促使社会上的追求者产生追求时装的欲望，这是真正的时装流行的内在推动力。因而，也并不是人们心目中的幻想或者美的理念，而是书写制造出来的意义，使时装可以被广泛而普遍地销售和传播开来。这表明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晚期阶段，由于文化的全面普及以及科学技术的广泛使用，只要通过人造符号和文本，而不需要通过实物，就足以引诱和挑起消费者的欲望，并促进他们对于各种人造符号和“意义”的崇拜与追求。正因这样，晚期资本主义阶段的流行文化产品并不局限于实际物品的生产，还无限制地扩大到各种人造符号和承载着特定意义的产品中。(www.daowen.com)

罗兰·巴特并未满足于一般地分析流行时装的各种社会表现形式，而是更深入地解剖流行时装生产者和设计者们如何制造和生产时装意义的过程及其社会效果。他认为，最为关键的是要揭露语言符号和实际时装物体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其相互转化的过程。它们两者在时装杂志的编辑室中相遇，并在那里由一群被商人和当权者所雇佣的广告知识分子、设计人员以及作家，在玩弄游戏的过程中，将流行时装的意义生成出来。符号与其意义的关系，始终是在符号与实际服装之间游荡，一会儿是从符号转向实际时装实体，一会儿又颠倒过来，从它们之间的翻转关系中寻找新的意义。时装杂志在这过程中，始终是在想象中创造。能指符号无非就是意义本身，因为流行时装永远只能是某种虚空的信号体系。罗兰·巴特在其《符号论要义》一书中深刻指出：传统符号论所说的“所指”，实际上已经不是实物，不是“一件实际事物”，而是想象中的“再现”，是一种属于思想精神事物的人造因素。他称之为“思想表象”。^[2]现代人正是将这种“思想表象”当成实物本身，也就是将虚无的表象当成实际存在的实物加以追求。之所以能够实现这一点，是因为当代的社会科学技术和管理能力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程度，以至于各种人为的虚构都可以制造得十分逼真，完全可以达到以假乱真的目的。而且，现代人自己也由于精神空虚，自愿地在各种虚假的符号中游荡和享乐，进行自我消遣和自我陶醉。

在分析符号以及由符号所负载的“意义”的时候，巴特强调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之外的其他重要因素，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它们运作时所处的环境及其意境。“意境”指的是除了环境的客观因素以外的主客观关系及其复杂网络。不仅不同的符号会在不同的环境中产生不同的意义，而且，也会在不同的意境中产生变化。在《爱情絮语》中，巴特详细地分析了情人间由于双方的情感所产生的对于对方身体各个组成部分的想象意境，及其“意义”指涉范围的多重变化。为了更深入地揭露时装符号意义的人为性质及其被操作的过程，进一步越出严格意义上的时装的范围，在时装的那些所谓“周边附件”中，探索时装符号同意义的复杂关系（这些时装周边附件包括各种脸上和身上的化妆品，从头顶的帽子到脚底的袜子和鞋子等等）。巴特指出，在符号与其意义的运作中，毫无意义的和严格意义的、功能性的和任意性的两方面的因素，始终相互混淆又相互区分，其目的就是为了掩饰流行时装意义的人为性质及其虚空本质。他认为，谈论流行时装的论述修辞学是空洞无物的，流行时装所创造的不过是一种经过周密制作和掩饰的语义悖论体系，“其唯一目的就是将其耗资精心制作的意义加以掩饰”^[3]罢了。这种分析表明流行体系既不断变异又永恒回归的双重个性，并且可以认为服装作为一种交流的工具，我们的穿着方式其实是根据我们所处时代的惯例在表达我们对于自己想要成为何种人所怀的希望。